接下来的半个月，刘磊每天都让王洪亮去 “夜来香” 附近打探消息。可歌舞厅依旧热闹，没人打听那个穿红裙的女子，甚至连老板都想不起有这么个人。“我说得没错吧？” 刘磊在阁楼里举杯，“这些人就是无根的草，死了都没人问。”
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看着娱乐城日渐空瘪的钱箱，刘磊又动了心思：“再找两个，这次找有钱的。”
十一月初的沈阳已经飘起了零星小雪。辽宁工业展览馆附近的 “金碧辉煌” 康乐宫依旧热气腾腾，门口的旋转门不停转动，把寒气挡在外面，也把欢声笑语送进街面。王洪亮和刘磊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一进门就被两个浓妆艳抹的女子缠上了。
“老板，里面请啊，我们这儿有新到的茶。” 穿紫色旗袍的女子挽住刘磊的胳膊，另一个穿黑色皮衣的则拉住王洪亮，香水味呛得人头晕。这两人正是从贵阳来沈阳打工的吴爱华和刘新红。
吴爱华 33 岁，眼角已有细纹，却打扮得极为艳丽，脖子上的金项链粗得像锁链；刘新红 30 岁，身材高挑，手指上戴着好几个戒指，说话带着贵州口音。两人在康乐宫做 “陪侍”，不仅陪酒跳舞，还经常 “出台”，攒下不少积蓄。
几杯酒下肚，吴爱华就打开了话匣子。她得意地说，自己在招商银行存了笔钱，办了张一卡通，以后打算回老家开个小饭馆；刘新红则晃着手里的钱包，里面露出一沓百元大钞，说是刚从一个 “大老板” 那里赚来的。
王洪亮眼睛都看直了，悄悄在桌下踢了刘磊一脚。刘磊心领神会，端起酒杯笑道：“两位妹妹这么能干，改天哥哥请你们吃大餐。”
三天后的中午，王洪亮呼了吴爱华，说在 “老边饺子馆” 订了包厢，请她们吃饭。吴爱华和刘新红欣然赴约，还特意换了新衣服，吴爱华穿了件新买的呢子大衣，刘新红则戴上了最粗的那条金项链。
饭桌上，吴爱华果然拿出一卡通炫耀：“这可是招商银行的贵宾卡，不是谁都能办的。” 王洪亮趁机开玩笑：“存了多少钱啊？密码是多少？说不定哪天我帮你取出来花。”
吴爱华娇笑着打他的手：“想美事呢？密码是我儿子的生日，打死我也不说。”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洪亮暗暗把这话记在心里。
吃完饭，刘磊开车过来，说要带她们去 “朋友的公寓放松”。吴爱华和刘新红以为是 “出台” 的生意，毫不在意地坐进车里。面包车一路向东，很快驶出市区，雪下得越来越大，路边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
“这是去哪儿啊？” 刘新红终于察觉不对，扒着车窗往外看。刘磊没说话，突然猛踩刹车，面包车在雪地里滑出一段距离才停下，这里正是铁匠屯的废弃仓库。
王洪亮先拉着吴爱华下车，说：“我朋友在里面等你，刘小姐先在车里等会儿。” 吴爱华刚走进仓库，就被躲在门后的施俊民捂住嘴捆了起来。当王洪亮再回去接刘新红时，她看到吴爱华被绑在柱子上，瞬间明白过来，转身就往雪地里跑。
“抓住她！” 刘磊大喊着追了出去。雪地里太滑，刘新红没跑几步就摔倒了，王洪亮扑上去按住她，把麻绳往她手腕上缠。吴爱华在仓库里挣扎着，嘴里发出 “呜呜” 的声音，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眼神里满是哀求。
三人把两个女子拖进仓库，刘磊直奔主题：“把钱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 吴爱华哭着说：“一卡通在我包里，密码是我儿子的生日，你们别杀我……” 刘新红则把钱包扔在地上：“钱都给你们，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可此时的三人早已被欲望冲昏了头脑。王洪亮抢走一卡通和钱包，里面果然有 3000 多元现金；刘磊则搜走了两人的金首饰。“留着她们是祸害。” 刘磊盯着陶缸，眼里没有丝毫犹豫。
吴爱华和刘新红吓得魂飞魄散，拼命挣扎着哭喊，可嘴被布条堵住，只能发出绝望的呜咽。施俊民不敢看她们的眼睛，低着头把吴爱华往陶缸边拖；王洪亮则和刘磊一起架起刘新红。伴随着两声短促的惨叫，两个鲜活的生命先后被扔进缸里，红色的烟雾再次升腾，混着雪花飘出仓库，落在冰冷的土地上。
这次的 “收获” 让刘磊很满意。他拿着一卡通，迫不及待地想去银行取钱，可试了好几次都不对，吴爱华说的 “儿子生日” 究竟是哪一天？王洪亮按照一卡通上的预留电话，拨通了吴爱华老家的号码，自称是她的 “沈阳朋友”，想打听孩子的生日。
电话那头，吴爱华的父亲警惕地问：“你是谁？我女儿呢？” 王洪亮慌忙挂了电话，心里咯噔一下。后来他们又去招商银行打听，得知卡里居然有 2 万元存款，这更是让他们坐立难安。刘磊先后两次去银行提款，甚至编造了 “卡主委托取款” 的谎言，可没有密码，工作人员始终不肯办理。
“这钱就眼睁睁看着？” 施俊民急得直跺脚。刘磊狠狠砸了下桌子：“等着，总会有办法的。”
十二月十日，沈阳飘起了当年的第一场大雪。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刑侦大队的值班室里，暖气开得很足，侦查员李长龙正对着窗外的雪景发呆，突然听到值班室的门被撞开了。
两个穿着破旧棉袄的男人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头发上沾满雪花，脸冻得通红。“警察同志，救救我们的女儿！” 其中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李长龙的胳膊，声音哽咽，“我女儿吴爱华，还有她朋友刘新红，一个月没联系了！”
这两人正是吴爱华的父亲吴世昌和刘新红的哥哥刘新明。自从十一月五日吴爱华打了个电话说 “要出远门” 后，就再也没了音讯。起初家人以为她真的去外地了，可半个月后，吴世昌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对方打听女儿孩子的生日，挂了电话就再也打不通。意识到不对劲的两人凑了路费，连夜坐火车从贵阳赶到沈阳，一到就直奔公安局。
李长龙和搭档罗英杰立刻展开调查。他们先去了 “金碧辉煌” 康乐宫，经理回忆说，吴爱华和刘新红十一月五日中午就走了，下午还打回电话说 “要去外地一段时间”；和她们一起工作的郭某则透露，那天中午有两个男人来接她们，说是 “请吃饭”，吴爱华还随身带着招商银行的一卡通，刘新红身上有不少现金。
“这两人很可能出事了。” 罗英杰在笔记本上记下线索，“要么被拐卖，要么被劫财害命。”
他们又去招商银行调取吴爱华的账户信息，发现这张卡在十一月五日之后就没再使用过，但账户里确实有 2 万元存款。更关键的是，银行工作人员透露，这张卡的密码就是持卡人儿子的生日，和吴世昌说的 “奇怪电话” 对上了！
“那个打电话的人，肯定和她们的失踪有关。” 李长龙眼睛一亮，立刻联系电信部门，调取十一月五日下午拨打贵阳的电话记录。经过排查，一个归属地为沈阳东陵区的公用电话号码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个电话在当天下午三点多拨打过贵阳，通话时长只有几十秒。
顺着这个公用电话的位置，侦查员找到了附近的一家小卖部。老板回忆说，那天下午有个穿西装的男人来打电话，神色慌张，打完就匆匆走了，还落下了一张烟盒纸，上面写着一个 bp 机号码。
罗英杰立刻通过 bp 机服务商查询机主信息，显示机主是 “王洪亮”，登记地址正是太子休闲娱乐中心。“找到他！” 李长龙拍案而起，“这案子有眉目了！”
1998 年 3 月 31 日深夜，沈阳飘着小雨。刑侦大队的警车停在太子休闲娱乐中心门口，李长龙带着几名侦查员冲了进去。阁楼里，王洪亮正和施俊民喝酒，看到突然出现的警察，手里的酒杯 “哐当” 掉在地上。
“王洪亮，跟我们走一趟。” 冰冷的手铐铐上手腕的瞬间，王洪亮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却咬紧牙关不肯说话。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刺眼。王洪亮坐在铁椅子上，头埋得很低，无论侦查员怎么问，都只说 “不知道”“没见过”。李长龙不急不躁，把吴爱华的一卡通照片、公用电话的通话记录摆在他面前：“这些东西你怎么解释？那个电话是你打的吧？”
王洪亮的身体微微颤抖，却依旧沉默。审讯持续了十多个小时，直到天快亮时，李长龙突然问：“吴爱华和刘新红在哪？你把她们弄去哪了？”
王洪亮的肩膀猛地一缩，沉默了许久，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化了……”
“你说什么？” 侦查员以为自己听错了。
“用酸液化了，在东陵区的仓库里。” 王洪亮的声音带着哭腔，终于崩溃了，“是刘磊出的主意，我们还杀了另一个女的……”
当侦查员赶到东陵区铁匠屯的废弃仓库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仓库中央的陶缸已经空了，里面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地面也被扫过，看不出任何痕迹。“这怎么取证？” 一名年轻侦查员急得直跺脚。
李长龙立刻向上级汇报，请求省公安厅技侦部门支援。当天下午，省厅的刑事技术专家就带着设备赶到了现场。领头的是从事痕检工作多年的老专家张教授，他蹲在地上，用手电筒仔细照着每一寸地面，连墙角的裂缝都没放过。
“凶手以为把缸刷干净就没事了？” 张教授指着陶缸底部的缝隙，“酸性液体有腐蚀性，肯定会留下痕迹。” 技术人员立刻用专业工具提取缝隙里的残留物，又对仓库的下水道进行取样 ，按照王洪亮的供述，他们把腐蚀后的液体倒进了下水道。
接下来的三天，省厅实验室里灯火通明。技术人员采用微量物证分析技术，对提取的样本进行检测。正如张教授所料，陶缸缝隙里的残留物中检测出了酸性物质成分，与王洪亮供述的酸液种类一致；更关键的是，下水道的水样中发现了微量人体脂肪 ，这种脂肪经过特殊处理，即便被酸液腐蚀，依旧能检测出人类特有的生物特征。
“这就是铁证。” 张教授拿着检测报告，“这些人体脂肪的 dNA 片段虽然不完整，但足以证明这里发生过命案。”
有了关键证据，侦查员立刻对刘磊实施抓捕。此时的刘磊正春风得意，他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美籍福建商人陈老板，对方投资开办了 “甲壳虫第八” 娱乐城，刘磊担任总经理，出入都开着陈老板送的小轿车。当警察出现在他办公室时，刘磊还在和客户谈生意，看到手铐的瞬间，他的脸色瞬间灰败。
“我没杀人，是王洪亮干的。” 刘磊还想狡辩，可当张教授拿出检测报告时，他终于低下了头，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施俊民则在案发后逃回了北票老家，躲在亲戚家的地窖里。警方通过布控，在一年后的一个深夜将他抓获。当时他正蜷缩在地窖里，怀里抱着一沓皱巴巴的钞票，那是他从刘新红那里抢来的钱，一直没敢花。
1999 年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吴爱华和刘新红的家人泣不成声，吴世昌拿着女儿的照片，一遍遍问：“你们怎么能这么狠心？” 刘磊、王洪亮、施俊民三人低着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判处三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执行枪决前，陈老板特地去看守所看了刘磊，这个曾经对他赞不绝口的商人，看着眼前形容枯槁的凶手，只说了一句话：“你真是个魔鬼。”
案件告破后，李长龙却始终高兴不起来。王洪亮交代的第一个受害者，那个穿红裙的陪舞小姐，至今没人报案，没人打听，就像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
侦查员们拿着王洪亮描述的特征，在沈阳所有娱乐场所排查，可没人认识这个穿红裙、戴 bp 机的女子；他们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附上根据描述绘制的画像，却始终没有回音。那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酸液消融，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她可能也是从外地来的，没什么亲人。” 罗英杰看着画像叹气，“在那个年代，太多这样的人了，像野草一样活着，死了也没人知道。”
后来，李长龙把那台从第一个受害者身上搜来的 bp 机送到了物证室。bp 机早已没电，屏幕漆黑一片，却像一双眼睛，默默注视着这个世界。每当有新的侦查员入职，李长龙都会拿出这台 bp 机，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当警察的，不仅要抓凶手，还要为这些无名者讨回公道。就算没人记得她，我们也要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在这里被夺去了生命。”
20 多年过去了，沈阳的变化日新月异。当年的太子休闲娱乐中心早已被拆除，建成了高楼大厦；东陵区的铁匠屯也变成了工业园区，废弃仓库早已不见踪影。可那口陶缸里的冤魂，那些被酸液吞噬的生命，始终留在刑侦档案里，提醒着人们：欲望的深渊永远填不满，而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只是那个穿红裙的女子，终究成了永远的谜。她的名字，她的家乡，她的故事，都随着那团红色烟雾，消散在了 1997 年的沈阳夜空里，只留下无尽的遗憾和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