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俊
当我自己做了教育工作者之后，才知道教师要给学生留下一个好印象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更加敬重和怀念1938年到1940年在国立三中师范部教书的曾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位老师。
国文老师赵波隐先生，徐州人，四十多岁，身材不高。上课口齿清楚，声音宏亮，一口北方官话。他给同学们印象最深刻的是讲课感情丰富，以姿势助说话，传情传神，富有感染力。如他讲授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开头讲“山松野草带花挑”时，马上做了一个樵夫挑柴的样子。当朗诵“猛抬头秣陵重到”时，就把头一抬，表示忽然看到城门，使我们好象真的看到了苏昆生来到了南京城。
他结合课文，尽情地渲染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陵墓被人无情地摧残、破坏，弄得凄凉不堪的情景，使人想到皇帝的陵墓都弄成这个样子，亡国以后老百姓的惨状就更不用说了。他通过课文生动地描绘李香君住地被敌人放火烧毁后的凄惨、萧条景象，以激发同学的亡国之痛，自然地进行爱国教育。
特别是讲到煞尾那段，他用凄怆、哽咽、无可奈何的声调朗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使人感到……哗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天地暗。那种瞬息万变的悲剧，似乎就在眼前。“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的朗诵使人灵魂震颤，痛心疾首。想到日本鬼子占领了祖国大片土地，杀人放火，使我们离开爹娘，流落异乡，孤苦伶仃，不由得整个教室，笼罩着悲哀的气氛。许多同学，激动得潸然泪下，有的泣不成声。
赵老师的教学，使我们深深懂得：亡国奴做不得，国家一亡，什么都完了。由于赵老师的讲课，生动形象，他又严格要求我们反复诵读、做到能记能背，使我对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我以后研读诗词打下了基础。
另一位国文老师张伊林，河南商丘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功底很深。他个头不高，圆脸宽额、风度翩翩，十分潇洒。他上课善于通过文章运笔方法的分析，揭示课文的思想内容，从而使学生加深理解，受到教育。例如讲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一课时，他指出文章开头用“先扬后抑”法，把一个将军从威武显赫降到屈膝投降的可耻地步。用激将法来激发他的自尊心。接着阐明梁朝国君的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广施仁德，然后动之以功名，晓之以利害，并盛赞我炎黄中华，如赤日当空，进一步唤起陈将军的民族自尊心。最后以江南暮春美景动之以情，牵动其故国之思，终于起到了劝陈归梁的作用。
张老师处处抓住文章的对比法，使人感到利害得失，一目了然，何去何从，不言自明，对同学树立民族自尊心、爱国心以及怎样写说理文章，怎样把握逻辑思维帮助很大。
后来，我又在高年级同学山东人王家祥的引导下，经常到张老师家听他讲授《大众哲学》。在张老师的教导下，我初步懂得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知道了一点辨证法的皮毛知识，对我简单幼稚的头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总之，张老师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体育老师周顺生先生是山东人，那时候我爱玩单杠和双杠。有一次上体育课，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做擦背动作。我翻身上去，搞了四五次，怎么也擦不过去。我有点气馁，不想搞了，可他仍立在单杠旁边，耐心地勉励我再做一次。我用出最大的劲，头朝地，脚朝天，把身子依在铁杠上，慢慢地擦呀擦的，最后，终于翻了过去，完成了擦背动作。当我轻轻地跳下沙坑时，周老师那满意的笑容，至今仍象在眼前。从此，我做擦背动作，就轻而易举了。
上周老师的课不仅是活动活动筋骨，而且富有很深的哲理，能起到别的课程起不到的作用，因此我至今没有忘记这位体育老师。
图画老师刘苇是无锡人，原名尤韵绿，与世纪同龄，今年92岁了。现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擅画桃子，丰姿多彩。据她最近来信说：“至今仍在写字作画、看书看报。”身体健康，精力充沛。1938年见到她时，还只三十七八岁，正当盛年。她身材不高，皮肤白皙，眼睛清明澄澈，神采焕发，和蔼可亲。平时走出走进，手里总是拿块画板，微笑着同人打招呼。她有两个大酒窝，洋溢着老师对学生的热爱，受到同学们的广泛尊敬。
据说她年轻时曾不顾父亲的反对，只身到上海进了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名画家张玉良（女）是同班同学。美专毕业后，在无锡、宁波当过中学教师。抗战爆发后，到国立三中继续任教。
我是1938年秋由好友包一引去会见刘老师的。那天下午，她主持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走进会场（教室）时，见她穿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白袜子，黑布鞋，淡雅潇洒，微笑着同大家打招呼。她眼睛很大，态度很亲切，就象会见亲人一样。她对到会的人一一问过姓名、籍贯、班级，并作了简单的记录。
刘老师虽然讲的是普通话，却带有明显的无锡口音。她说：“今天我很高兴同大家见面。我不善于辞令，就随便谈谈……现在我国已经到处燃起了抗战的烽火，反抗日本的侵略。我们离乡背井，吃尽千辛万苦，来到贵州。眼前，生活虽然比较安定，但是不能忘记，我们都有很大的责任。希望同学们不要死读书，读死书，不要老是想家，忘记了国家大事。当然，功课还是要学好的，身体也很重要，应注意健康。……从今天起，我们应多来往、多谈心、互相勉励，互相关心。她还说，同学们应该多看点课外书，共同求得进步。”
此后，由于多次聆听了刘老师的教诲，同时接近了一些进步同学，又看了不少课外书，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逐渐加深。刘老师发生变化，眼光逐渐开阔，对我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终生难忘的。当时我们把她看作是指路明灯，是我们最亲近和崇拜的老师。1943年，我在重庆失学失业的时候，她曾热心地替我介绍过工作。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刘老师曾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任教，后来调到浙江美术学院。1985年10月，浙江美术家协会和浙江美术学院为了庆祝她85岁华诞并开个人画展，我曾送她一首小诗：
“桃根八百年，佳果万万千，
枝劲凌霜雪，但亲汩汩泉。”
1990年3月，刘老师90诞辰时，我代表国立三中上海校友为她填了一首祝贺的词：
满 庭 芳
“七十年来，种桃育李，筚路蓝缕留芳。塔灯高照，光引海轮航。为掀铜江碧水，共救国，初展经藏。嘉陵道、杏坛重上，凯旋返苏杭。祸起萧墙，文革乱，神州板荡。举国忧伤。幸风扫阴霾，重见阳光。九十宝刀不老，丹青笔，大作辉煌。开怀笑，三千弟子、祝寿无疆！”
刘老师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女作家石楠撰《美神》一书，表彰她的丰功伟绩，使她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也鼓励了许多教育界的同仁，我衷心祝福她老人家健康长寿。
音乐老师邱望湘是很有特点的。他的名字就是一个故事。听说他年轻时在上海同一个湖南姑娘恋爱，感情深厚。后来，那姑娘回湖南去了，在父母的压力下变了卦。他希望她挣脱封建枷锁，重修前好，重温旧梦。他痴痴地等着她，因此他把名字改成“望湘”。从此一直单身，没有结婚，真是个非常纯真、朴实、诚笃的老师。他身材高大，有1米8左右，平常不爱说话，走路的时候都象在考虑或想些什么。他的音乐水平很高，我们的校歌曲谱，就是他同张尔美老师共同创作的。他上音乐课时，也不大说话，总是叫我们跟着他的琴声练习音阶，几分钟以后，再教曲谱。他教曲谱，不用“我教你唱”的方法，而是叫同学们用耳朵仔细听，反反复复地听，听上好几遍，再叫跟着唱。曲谱熟了，再唱歌词，就容易多了，说这叫“水到渠成。”
他教我们唱：“惟有爷娘恩情难报，海样深来天样高，问寒吁暖鞠育提抱，看护惟恐不周到。自从幼小以至成人，心血不知花多少……”长时间的让我们吟唱，同学们随着琴声，思想逐渐升华，想起了身陷战区的爷娘，天遥地远不知生死存亡。结果，大家唱啊唱的，到后来教室里充满了抽泣，唏嘘之声，“抗兵相加，哀兵必胜”。邱老师不但教我们唱抒情名曲如：“念故乡，思故乡、故乡在何方？……”也教我们唱慷慨激昂的抗日歌曲：如“游击队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以及“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等。他用音乐来激发“亡国之痛”，爱国之心寓爱国主义教育于音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听说他是终老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任上的。我在上海四十年，却不知他在那里教书，近在咫尺，不能一晤，如今又成了隔世之人，实在遗憾之极。
黄子俊，男，离休前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执教。1940年国立三中简师第三班毕业生。通讯址：上海新村路343弄6号4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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