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桢
1937年秋，我正在老家南昌市补习，准备报考高中。不料抗战爆发，京沪很快沦陷。当时作为国民党“空军根据地”的南昌，被日机日夜轰炸，当局被迫下令“紧急疏散”。形势所逼，我只好匆匆离赣，返回我出生成长的铜仁。翌年，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在铜仁建校，1939年4月奉令更名为国立三中。主要收容苏、浙、皖三省流亡师生。我有幸以“战区学生”身份，就读师范高师一年级。
无疑的，这支拥有近两千人的文化轻骑兵，集中了华东优秀，江南精英，素质堪称一流。这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为了保存民族气节，挽救国家危亡，而不惜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奔向祖国大后方。他（她）们称得上是“民族的脊梁”。
1938年4月20日，正是繁花似锦的季节，我校因陋就简匆匆开学上课。师生们撇下国破家毁的哀痛，下定报国雪耻的决心，走进课堂，潜心学习。那时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之良好都是令人感佩的。
学校校舍系利用铜仁城关残破的庙宇、军营，分设六大部。除每周一早晨集中“校本部”举行“总理纪念周”外，平时各部师生很少碰头。师范部设在铜仁城西“府学宫”。在“孔庙”的“大成殿”上讲学论道，传经授业，可谓适得其所。从此晨钟暮鼓，弦歌不辍，使莘莘学子，通过这座摇篮的培育，不断走向祖国基础教育园地，开鲜花、结硕果，为民族复兴建功立业。
师范部规模最小，只开高师简师共7班。但师资阵容相当强大。第一任部主任是吴学增。吴老原任称誉江南的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校长，身体健壮，具有执着、认真、清傲的品行，是一位提倡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教育家。在老师队伍里：有在国内已享盛名的诗人汪xx；有在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印行作品的作家顾诗灵；有从大学体育专业来的体育老师周顺生（后来去贵阳师院任教）；有来自艺专的青年画家周邦奎，……最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们班第一位级任导师赵波隐先生。
赵老来自江南，讲一口不很标准的普通话，那张严肃而慈祥的面孔，颇有几分象鲁迅。他走上讲坛，口若悬河，措词生动而幽默，极富风趣。一听他的课，会立即信服他学识渊博，备课扎实。我们班那时多达70人，在听他的课时，教室始终是寂然无声的。记得班上有个皖籍同学早已卒业高中的，为了在流亡途中找个栖身处，他摇身一变成为我班肄业生。这位学长对文学已有一定造诣，酷爱写剧本。他每天就只听赵老师的课，由此可知赵老的权威和魅力。
赵老在教学方面最为突出的还在他批改作文的方式。那时我们每两周作文一次（每周还要写周记一次，也由他兼级任导师批阅）。他改作文时，先要用简洁的评语给你搞“眉批”。如“一笔立案”、“令人三叹”、“不忍卒读”等等。全篇批改后，又要给你写上十多句总批语。要是令他特别满意的文章，他兴来一气要写上一两页，指出全文的优缺点，使你既受到激励又明了差距。他的批语多使用文言四六句，再用毛笔写出遒劲的行书，简直成了一件艺术品。那时在他这种循循善诱的教育下，我们着了迷，成天盼望作文，成天盼望看到他那词藻华丽书法遒劲的批语。我就是从此走上爱文学爱写作之路的。有一次，我就他这种不厌其烦的改文方法向他提问：“赵老！象你这样改作文，时间、特别是精力能够用吗？”
他答道：“遇上一篇好文章，有时往往要花一个夜晚，当我准备就寝坐上马桶时常昏倒了！”（下江老师来贵州后仍未改变坐马桶解便的习惯）。
赵老不仅教学认真，为育才不惜倾注心血，他在抗敌救亡宣传活动上也不遗余力。那时我部每周都要举办周末晚会，招待群众观看。他自编自导自演剧中主角的《怒吼吧中国》独幕剧，就演得很成功，为激发民众抗日情绪获得极好的效果。遗憾的是这位恩师只教我们一年就离钢去了华南。遥望天涯，云海茫茫，从此音讯杳无，令人不胜怀念啊！
使我无时或忘的还有一位教音乐的老师。记得有次开展元旦文娱活动，其中有个节目是猜灯谜，有条灯谜是这样写的：
“登高望洞庭”——打一教师名。
一位猜谜能手立即写上了答案：
“邱望湘”。是的，这就是教音乐课的邱老师。邱老有一米八几的个头，老着一身酱红呢西装，一头蓬松枯黄的头发，衬托着那一脸难以消散的愁云。他不苟言笑，如果有时确需要笑容，那笑也会使你感到比哭还惨。
邱老上课挺认真。准时上下课。上课后第一件事是教全班伴着风琴练音阶，要求不出现黄音。不管小考或期考，如果你仍是“皇（黄）家学会会员”，那就难过关。他印发教材，对名歌名曲少介绍，重点摆在让你懂得简谱和五线谱常识。他是作曲家。他谆谆告诫我们要深钻乐理常识，掌握学音乐的基本功，然后才有叩开音乐殿堂的钥匙，才可以主动去遨游艺术之宫。我在初中时，常恨自己没有音乐细胞，对声乐器乐皆一窍不通。自从得到邱老的教诲后，逐步爱上了音乐，如今常为一支名曲一阕清唱使我废寝忘食，如醉如痴，沉浸在美的艺术享受里，这是与邱老的启发培养分不开的。
可是这位恩师能给他的弟子们以欢乐，却无法医治自己心灵的创伤。一天，有个女同学突然问他：“邱老师！你的师母呢？”他十分伤感地答道：“呵！还没出世呀！”原来在流亡来铜途中，与邱老相依为命的师母，竟在敌机机枪扫射下被冲散了。从此存亡莫卜，天各一方，邱老到校后再没有与师母取得联系。于是他就只好形单影只，默默熬煎孤寂的生活。
老师住在“大成殿”一间8平方米的斗室里。在那冷月寒星之夜，他常常拉起小提琴来寄托他的哀思。
“黑龙江上，长白山头，江山如锦绣；
战鼓惊天，烽烟匝地，沦落我神州；
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辛酸君知否？
…………”
哀婉的琴音，伴着悲壮的歌声，如泣如诉，飘上夜空，同是天涯沦落人，谁能不热泪盈眶！？
还有我们的史地老师徐石樵，自然也是饱学之士。他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说来头头是道。他讲课的特色是不抱本宣科，走上讲台开场白照例是先扼要给你介绍前线战况特别是华东战场的战讯，紧紧扣住同学们流亡他乡眷恋故土的心弦。然后客观地叙述“新四军”的捷报频传，来对比“蒋家军”的屡战屡败，使我们对时局树立正确的看法。所以那时我们最爱听徐老的课，他上课教室是座无虚席的。
此外还有孙稹藩、王志毅、徐佩璜、吴云奇等等老师都使我无限怀念。他们都作到身教言教并重，各有特色，各具千秋。都是一代良师。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了。我常想：我能得到这些恩师的培育，是我一生中的幸事。今天，我已进入古稀之年，这些恩师更早是耄耋高龄。我相信，诸老生活在今天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度里一定都健在。
夕阳无限好，多姿在黄昏。
在这里我谨虔诚祝愿恩师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余嘉桢，男，贵州铜仁人。1938年入学国立三中师范部第五班。（1940年改名贵州省立铜仁师范。）退休前在贵州省沿河中学任教师。现住铜仁市新华路80号。邮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