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有暴风雪：山丹丹与知青崔建国
1974年的初秋，黄土高原上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卷着路边的黄土，打在人脸上有些发疼。崔建国背着打了补丁的帆布包，帆布包边角磨得发白，里面塞着两件换洗衣物和一摞用报纸包好的书，跟着十几个和他一样的知青，踩着土路上的碎石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进博村。
村口的老槐树树龄比村里最年长的老人还大，枝桠粗壮，叶子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杨队长就站在树底下等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褂子领口缝着块同色补丁，手里攥着根铜头旱烟杆，烟锅里的火星还没灭。他是村里青年队的队长，皮肤晒得黝黑，皱纹像黄土高原的沟壑，一笑就露出两排泛黄的牙：“欢迎啊，城里来的娃娃们！我叫杨守山，往后你们跟着我，先学认庄稼，再学侍弄地，咱进博村的地不欺人，好好干，饿不着你们！”
知青们里有人好奇地打量着村子，有人低头拍着裤脚上的土，崔建国站在人群中，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帆布包的带子。他是从北京来的，打小在胡同里长大，见过的最大的“庄稼”是院里花盆里的月季，还是母亲精心养的。此刻望着远处漫山遍野的绿，分不清哪是麦子哪是草，只觉得眼睛发花，连呼吸都带着股黄土的腥气。
杨队长似乎看出了他的窘迫，迈着大步走过来，粗糙的手掌拍在他肩膀上，力道不轻：“娃娃，你叫啥名？看着斯斯文文的，戴个眼镜，是不是没摸过锄头？”
崔建国扶了扶鼻梁上的塑料框眼镜，镜片上沾了点土，他声音有点小，脸也红了，像被风吹透的苹果：“我叫崔建国。确实没……没干过农活，连锄头长啥样，也是来之前才在火车站见过。”
“没事，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杨队长笑了，把旱烟锅在鞋底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瞬间被风吹散，“明天起，你跟我，我教你。咱庄稼人常说，‘只要肯弯腰，黄土能生金’，你这娃娃看着踏实，肯定学得会。”
当晚，崔建国和另外三个男知青住进了村东头的知青点。知青点是三间土坯房，墙皮有些脱落，屋里摆着两张土炕，炕上铺着薄薄的稻草，稻草里还掺着几根麦秸。晚上睡觉的时候，炕有点凉，窗外的风顺着窗缝钻进来，吹得窗纸“哗啦”响。同屋的知青王建军是从天津来的，比他大两岁，拍着他的炕沿说：“建国，别琢磨了，咱既然来了，就好好干，等开春了，咱也能像第一批知青那样，扛着锄头下地，让杨队长刮目相看。”
崔建国“嗯”了一声，却没怎么睡着。他摸出枕头下的书，是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着书封面上的字，心里琢磨着：在这黄土地上，自己的“钢铁”，又该怎么炼呢？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鸡叫头遍的时候，崔建国就被杨队长的喊声叫醒了。他揉着眼睛，摸索着穿上衣服，衣服上还带着股稻草的味，刚摸到院子里，就看见杨队长已经扛着锄头站在门口，手里还多拿了一把崭新的锄头——木柄打磨得光滑，铁头闪着冷光。
“来，先试试握锄头。”杨队长把锄头递给他，锄头比崔建国想象中重，他接过来的时候手晃了一下。杨队长赶紧扶住锄头柄，耐心地教他：“左手在前，离铁头近点，右手在后，握稳了。腰要弯，别挺直了，不然一会儿就酸；腿要扎稳，像扎马步似的，别用蛮劲，顺着土的劲儿来，你跟锄头较劲，吃亏的是你自己。”
崔建国照着杨队长说的姿势站好，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弯腰、抬手，一锄头下去，没挖到土里的草根，倒把旁边的玉米苗给铲断了——那玉米苗刚长到膝盖高，叶子还泛着嫩绿，断口处渗着汁液，像在哭。
杨队长“哎哟”一声，赶紧放下自己的锄头过来扶他，语气里带着点急：“你这娃娃，咋这么毛躁？这玉米苗可是咱村的指望！春种的时候，老人们蹲在地里一棵一棵栽的，断一棵就少一棵收成！”
崔建国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手里的锄头像块烫手的山芋，想扔又不敢扔。周围的知青都忍不住笑，王建军还朝着他挤了挤眼，杨队长却回头瞪了他们一眼：“笑啥？谁第一回不是这样？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锄地，把半垄麦子当草给除了，我爹追着我打了半条街！建国，你别慌，看着，我再给你示范一遍。”
杨队长接过锄头，弯下腰，膝盖微屈，锄头尖轻轻插进土里，手腕轻轻一翻，带着草根的土块就翻了过来，土块碎得均匀，连玉米苗的根都没碰着。他一边做一边说：“看到没？锄头尖要找草根的缝，别对着苗下。你心里别想着‘我要锄地’，要想着‘我要帮苗松松土’，慢慢就顺了。”
崔建国点点头，接过锄头，这一回学得格外认真。他盯着杨队长的动作，一点一点模仿，腰弯得发酸，像被绑了块石头，手心被锄头柄磨出了红印子，疼得他龇牙咧嘴，却不敢松手。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阳光晒得人头皮发疼，他已经满头大汗，后背的蓝布褂子全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能看见脊梁骨的形状。可当他终于成功翻起一块带着草根的土块，杨队长朝他竖了竖大拇指时，崔建国突然觉得，这黄土地好像没那么陌生了，连风里的黄土味，都没那么呛人了。
往后的日子，崔建国就跟着杨队长“泡”在了地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杨队长认庄稼——杨队长会拔起一棵麦苗和一棵狗尾草，放在他手里：“你看，麦苗的叶尖是尖的，叶脉是平行的，摸起来有点涩；狗尾草的叶尖圆，叶脉乱，还长着毛。咱除草的时候，可不能把麦苗当草拔。”他还教崔建国给玉米施肥，抓着他的手，教他把肥料撒在玉米苗根部三寸远的地方：“近了会烧根，远了没效果，庄稼跟娃娃似的，得细心伺候。”
崔建国学得快，也肯下苦功。别人午休的时候，他还在地里琢磨锄地的姿势；晚上知青点的灯灭了，他还借着月光看农业相关的书，把书里的知识记在小本子上，第二天再问杨队长。手上的茧子一层叠一层，磨破了又长新的，渐渐就不疼了；皮肤晒得黝黑，连眼镜框都晒出了一道印子；说话也带了点当地的口音，偶尔还会蹦出两句村里的俗语，杨队长总说：“建国这娃娃，快成咱进博村的人了。”
白天，他和其他知青一起下地，锄草、施肥、浇水，汗水滴在土里，很快就没了踪影；晚上就挤在知青点的土炕上，听杨队长讲村里的事——讲他年轻时跟着老支书去山里开荒，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啃干粮；讲村里的女人如何在灯下纺线，织出的布又细又结实；讲山丹丹花如何在石头缝里扎根，开得比火还艳。有时候，杨队长还会带他们去山上采山丹丹花，鲜红的花朵开在草丛里，像一团团小火苗，映着蓝天白云，格外好看。杨队长会摘下一朵，插在崔建国的帆布包上：“这花娇贵，看着弱不禁风，却能在石头缝里活，耐得住旱，扛得住冻。你们这些娃娃，也得像山丹丹一样，在咱这土地上扎下根，别怕吃苦。”
崔建国把这话记在了心里，也把那朵山丹丹花夹在了自己的笔记本里。他不再是那个连锄头都不会用的城里知青，他能准确地分辨出各种庄稼，能熟练地锄地、施肥，甚至能看出玉米苗是不是缺肥、麦子是不是该浇水。1975年的秋天，是个丰收年，他们种的麦子金灿灿的，穗子饱满，压得麦秆弯了腰；玉米棒子长得比胳膊还粗，剥开来，玉米粒像珍珠似的。
杨队长拉着老支书陈书记来看庄稼，陈书记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根枣木拐杖，摸着金黄的麦子，笑得眼睛都眯了，皱纹挤在一起：“建国啊，你们这批娃娃，真是好样的！比第一批知青上手还快，给咱进博村长脸了！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两成，年底咱村能给大伙多分点粮食！”
崔建国站在麦田里，风吹过麦浪，“哗啦”作响，像在唱歌。他看着杨队长和陈书记的笑脸，心里暖烘烘的——这是他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种出这么好的庄稼，这种踏实感，比在城里考满分还让人高兴。
年底的时候，陈书记把崔建国叫到了村支部。村支部是间比知青点好点的土坯房，墙上挂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屋里摆着一张旧木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里面泡着茶叶。陈书记坐在炕沿上，示意崔建国也坐，慢悠悠地喝了口茶：“建国，你是这批知青里文化最高的，高中毕业，还带着这么多书。咱村的学校缺老师，娃娃们上学得走好几里地去邻村，村里的老人们也大多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时候领救济粮，签个字都得求别人。我和杨队长商量了，想让你去学校教书，你愿意不？”
崔建国愣了一下，手里的搪瓷杯差点没拿稳，茶水晃出了点：“教书？陈书记，我……我能行吗？我没教过书，连给人讲题都没试过。”
“咋不行？”陈书记放下搪瓷杯，语气很肯定，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你识文断字，又踏实细心，教娃娃们读书写字没问题。至于老人们扫盲，你就从最简单的教起，先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再教他们算算数，哪怕就会写个名字、算个账，也是好的。咱进博村不能一直是‘睁眼瞎’村，得有文化，才能有奔头。”
崔建国的心猛地一跳，像有只小鼓在敲。他想起自己来的时候，带着一箱子书，总觉得自己这“知识分子”的身份，在黄土地上没什么用——锄地不用算三角函数，施肥不用背唐诗宋词。可现在陈书记的话，像一束光，突然照进了他心里：原来，他的知识，也能在这片土地上派上用场；原来，除了种庄稼，他还能为这里的人做更多事。
“我愿意！”崔建国的声音有点激动，眼睛亮了起来，像天上的星星，“陈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教！娃娃们的课我会备好，老人们的扫盲班我也会好好办，不让您和杨队长失望！”
陈书记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手掌上的老茧蹭得他有点痒：“好！从明年开春起，你就去学校报到，学校里还有个王老师，是邻村的，教了十几年书，你有不懂的就问她。这扫盲的任务重，你可得多费心，村里会给你记工分，不亏了你。”
从村支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天上的星星亮得晃眼，密密麻麻的，像撒了把碎钻。崔建国走在土路上，脚步比来时轻快多了，他想起杨队长说的山丹丹花，想起自己在地里挥汗如雨的日子，想起那些被他教会锄地的知青同伴，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像那山丹丹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绽放方式——不是在城里的课堂，而是在这黄土地的学校里，用知识点亮别人的路。
开春的时候，崔建国走进了进博村小学。学校是两间土坯房，一间给娃娃们上课，一间当办公室，窗户糊着的油纸破了好几个洞，风一吹就“哗啦”响，杨队长特意让人找了块新塑料布，把破洞补上了。教室里的桌子是用土坯砌的，上面铺着块木板，高低不平；黑板是用墨汁刷的木板，写不了几个字就泛白，得时不时再刷层墨汁。
第一天上课，崔建国站在黑板前，看着台下十几个穿着打补丁衣服的娃娃，他们睁着好奇的眼睛，有的手里还攥着块啃剩的玉米饼，却坐得笔直。他深吸一口气，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进博村”三个字，声音比第一次锄地时稳多了：“同学们，今天我们先认识我们的家乡，它叫‘进博村’……”
娃娃们跟着他念，声音奶声奶气的，却很响亮，飘出教室，落在外面的黄土路上。晚上的扫盲班更热闹，来了二十多个人，有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汉子，裤脚上还沾着泥；有抱着娃的媳妇，娃娃在怀里睡得香；还有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手里拄着拐杖。崔建国在煤油灯下摆开黑板，先教他们写“进博村”，再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
村里的张大叔，五十多岁了，一辈子跟土打交道，握着粉笔的手颤得厉害，写“张”字的时候，竖画歪得像根歪脖子树。他不好意思地笑：“崔老师，俺笨，写不好。”
崔建国走过去，站在他身后，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地写：“大叔，不笨，您看，这‘张’字，左边像个‘弓’，右边像个‘长’，您拉过弓，也种过长长的麦子，慢慢写，肯定能写好。”
张大叔跟着他的手，慢慢写出“张铁柱”三个字，虽然歪歪扭扭，却一笔没少。他看着黑板上的字，突然笑了，露出缺了颗牙的嘴：“俺也会写自己的名了！俺家娃要是知道，肯定高兴——以前他总说，爹，你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往后的日子，崔建国把心彻底扎在了进博村的学校里。白天教娃娃们上课，他会带着他们去田埂上认庄稼，指着麦苗说：“这是‘麦’字，上面像麦穗，下面像根须，我们吃的馒头，就是用麦子做的。”他还会把课本里的故事，改成村里的事，讲“杨队长种玉米”“陈书记开荒”，娃娃们听得入迷，连下课铃响了都舍不得走。
晚上教扫盲班，他会把算术题改成“家里有五口人，每人吃两个馒头，一共要吃几个馒头”，汉子们一下子就懂了；他还会教老人们写简单的家书，比如“俺在进博村挺好的，今年收成好，别惦记”，老奶奶们一边写一边抹眼泪，说以后能给远方的儿女写信了。
有时候，杨队长会来学校看他，手里总不忘带一把刚采的山丹丹花，插进他办公桌上的搪瓷杯里。山丹丹花鲜红，搪瓷杯掉了瓷，却格外配。杨队长会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崔建国给娃娃们上课，等下课了才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建国，你看这花，开得多艳。你现在，就像这山丹丹，在咱村里，活出了样子，比在地里种庄稼还让人高兴。”
崔建国看着搪瓷杯里的山丹丹花，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心里暖烘烘的。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1974年走进进博村的那天起，就和这片黄土地、和这里的人，紧紧连在了一起。那些在地里挥汗的日子，那些在课堂上教书的时光，那些娃娃们的笑声、老人们的笑脸，就像山丹丹花一样，永远开在了他的记忆里，红艳艳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有人问过崔建国，后悔来进博村吗？他总是笑着摇头，指了指胸口——那里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一页夹着山丹丹干花的纸，纸上写着他刚到村里时，杨队长教他的第一句庄稼人的话：“土地不欺人，用心待它，它就给你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