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了太原第一步，不是去商业局报到，而是先去拜访陈秘书。郭副省长日理万机，直接求见不现实，但通过陈秘书这个关键节点传递信息、了解动向，是目前最稳妥有效的途径。
省委大院门禁森严，经过通传，我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见到了陈秘书。他依旧是那副沉稳干练的模样，见到我，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韩浩同志，一路辛苦。路上还顺利吧？”他一边给我倒水，一边问道。
“顺利，谢谢陈秘书关心。”我接过搪瓷缸，道了谢，开门见山，“陈秘书，郭副省长对我们韩家村的支持，全村上下都感激不尽。这是我根据郭副省长的指示，细化的实施方案和一些技术资料摘要，请您转呈郭副省长过目。另外，我们‘韩家村技术交流小组’已经到位，随时听候省商业局和农业厅的调遣，协助开展产业布局调研和标准制定工作。”
我将准备好的厚厚一叠材料双手递上。这些材料用牛皮纸文件袋装好，封面上工整地写着标题和我的名字。
陈秘书接过材料，掂量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赞赏：“韩浩同志，效率很高嘛。你放心，材料我一定尽快送到领导手上。你们这个姿态也很好，积极主动，顾全大局。”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省里的情况，比较复杂。郭副省长大力推动的事情，自然会有人盯着。你们初来乍到，凡事按程序走，多请示，多汇报，把技术交流的本职工作做好，做出成绩，比什么都强。”
我心中凛然，陈秘书这话看似寻常的官场提醒，实则意味深长。“有人盯着”，无疑指向了张副省长一系。而“按程序走”、“做好本职工作”，则是告诉我们，在规则内行事，不给对手留下把柄，同时用实实在在的业绩说话。
“我明白，谢谢陈秘书指点。”我郑重地点点头，随即看似不经意地提了一句，“我们初来，对商业局的领导都不熟悉，就怕工作没做到位。不知道局里哪位领导具体分管供销和副食品这一块？我们也好有针对性地汇报工作。”
陈秘书看了我一眼，目光锐利，似乎看穿了我的试探，但他并没有隐瞒，直接说道：“商业局这边，分管供销合作社和日用工业品（副食品归口管理）的，是计永兴副处长。你们报备和初步接洽，肯定要经过他那里。计副处长……工作作风比较严谨，你们按规矩来就好。”
计永兴！名字对上了！
果然是商业局的实权副处长，而且正好卡在我们必须经过的环节上。陈秘书那句“工作作风比较严谨”，恐怕是委婉的说法，结合纸条警告，这“严谨”大概率意味着刻板、挑剔，甚至可能带着预设的立场。
得到了关键信息，我又和陈秘书寒暄了几句，便识趣地告辞离开。
回到招待所，我没有急于去商业局，而是耐着性子，将带来的资料又梳理了一遍，确保万无一失。直到下午，估摸着机关单位下午上班时间过了半小时，我才整理好衣冠，带着介绍信和部分资料副本，步行前往省商业局。
商业局的办公楼是一栋三层的苏式红砖建筑，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进出的工作人员大多行色匆匆。我在门卫处登记，说明来意是向计永兴副处长报到，并递交韩家村技术交流小组的相关材料。
门卫打了个电话进去，过了一会儿，才示意我上二楼最东边的办公室。
敲开门，一股烟草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办公室不算大，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深色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脸颊瘦削的中年男子。他正在看文件，头也没抬，只是用夹着烟的左手随意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腔调。
我依言坐下，安静地等待。这就是计永兴了。他刻意晾着我的举动，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来者不善。
大约过了两三十分钟，他才放下文件，抬起眼皮，目光透过镜片扫向我，带着审视和挑剔：“你就是韩家村那个韩浩？”
“计处长，您好，我是韩浩。”我站起身，将介绍信和资料双手递上，“这是清徐县革委会开的介绍信，这是我们韩家村技术交流小组准备的一些基础材料，向您报到，并听从局里的工作安排。”
我故意用了“处长”的称呼，略去了“副”字，这是一种常见的、略带恭维的社交技巧。
计永兴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似乎对我的恭维并不买账。他接过介绍信，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随手丢在桌角。然后拿起那份资料副本，慢悠悠地翻看着，手指时不时在纸面上敲击几下，发出沉闷的响声。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他翻动纸张和偶尔吸烟的细微声响。
我面色平静，目光坦然地看着他，内心却在快速分析。这种下马威，不过是官僚体系中常见的手段，目的是在心理上占据优势。来自后世的我，见识过远比这更复杂的商业谈判和人际博弈，这点阵仗还不足以让我慌乱。
终于，他合上了资料，将烟蒂按灭在满是烟头的烟灰缸里，拖长了音调：“材料嘛……看起来是花了不少心思。不过，韩浩同志啊，你们基层的同志，有热情是好的，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省里的决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涉及到全省的布局，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你们一个村子搞出来的东西，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性？标准是否科学？能不能经得起推广的考验？这些，都需要严格的论证和研究，不是靠几份材料、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他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目光逼视着我：“尤其是，郭副省长虽然肯定了你们的方向，但具体执行，还是要靠我们业务部门一步步、扎扎实实地推进。不能因为领导说了话，就搞特殊化，就急于求成？”
“计处长说得对，我们一定严格按照局里的安排，稳步推进。”我态度谦逊，但语气不卑不亢，“我们带来的，只是韩家村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些不成熟的经验和初步标准，希望能为省里的宏观规划提供一些微观的、具体的参考。我们交流小组的任务，就是配合局里的专家，将这些经验进行提炼、验证，使其更具可操作性。一切工作，都在计处长和局领导的指导下进行。”
我的回应，完全符合程序，滴水不漏，既承认了他的权威，也明确了我们“配合”而非“主导”的定位，让他抓不到任何错处。
计永兴盯着我看了几秒，似乎没料到我会如此沉稳，一时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他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行了，材料放这儿。你先在招待所待命，等局里研究决定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会通知你们的。记住，不要擅自行动，不要到处串联，要遵守组织纪律！”
“是，计处长，我们一定遵守纪律，随时待命。”我再次起身，礼貌地告辞。
走出商业局办公楼，傍晚的风带着凉意吹在脸上。我深吸一口气，知道第一回合的接触，只是漫长博弈的开始。计永兴的刁难在意料之中，他利用程序拖延时间，试图将我们“晾”起来，消磨我们的锐气和机会。
孙同志微微颔首，做了个的手势，引着我向街对面一家门脸不大的国营茶馆走去。这茶馆门楣上挂着为民茶馆四个褪色的字，里面摆着七八张掉漆的方桌，几个老茶客正慢悠悠地品着茶，空气中弥漫着廉价的茶叶和烟草混合的味道。
我们找了个靠里的僻静位置坐下，孙同志要了一壶最普通的茉莉花茶。他动作斯文地倒了两杯，推给我一杯，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开口，语气依旧平淡：韩浩同志年轻有为啊。听说你刚从商业局出来？和计处长谈得不错？
他果然对我的行踪了如指掌！我心中警铃大作，面上却保持谦逊：孙同志过奖了。只是向领导汇报一下我们韩家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承蒙领导不嫌弃，给了些指导。
哦？不成熟的想法就能让郭副省长亲自去你们村，还能让商业局和农业厅联合行动？孙同志镜片后的目光闪了闪，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口气，韩浩同志，不必过谦。我对你们那个‘九个产业方案’也很感兴趣。尤其是……你一个农村青年，怎么就能对全省各地的物产、交通、乃至未来的市场有这么……清晰的把握？这思路，可不像是光靠蹲在韩家村就能琢磨出来的。
来了！核心的质疑点在这里！他是在怀疑我这些知识的来源。在这个强调根正苗红实践出真知的年代，一个农村少年展现出过于宏大的视野和的商业规划，确实容易引人疑窦。
我早有准备，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不好意思：孙同志，您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不瞒您说，我这点想法，一是靠平时爱看报纸，省报、人民日报，只要有空我就找来看，关心国家大事和政策动向；二是之前机缘巧合，帮着我们李书记整理过一些公社的报表，对周边县市的情况有点粗浅了解；三是……我顿了顿，语气变得诚恳，三是自己瞎琢磨，想着咱们山西这么多好东西，不能光自己吃、自己用，得想办法让它们走出去，变成钱，让乡亲们都能得实惠。可能想法是有点野，不切实际，让孙同志见笑了。
孙同志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茶杯边缘，看不出是信了还是没信。他沉默了几秒，换了个方向：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韩浩同志，你想过没有，这么大张旗鼓地搞副食品加工，会不会分散农业生产的人力物力？现在全省，乃至全国，首要任务还是保障粮食生产，这是根基。如果大家都想着去搞副业挣钱，地谁来种？粮食减产了，这个责任谁来负？张副省长一直强调，‘以粮为纲’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底线。
孙同志，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也反复思考过。我坐直身体，表情认真，我们发展这些副食品产业，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巩固‘以粮为纲’。
哦？这话怎么讲？孙同志挑了挑眉，似乎来了兴趣。
第一，我们搞的是农副产品‘深加工’，原料大部分来自粮食生产之外的‘边角料’或经济作物，比如养鸡场的蛋和肉、山坡上的山楂野杏、河里的鱼、奶牛产的奶，这些东西不加工，很多就浪费了，变成不了价值。我们加工它们，并没有占用多少耕地，反而是‘变废为宝’。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加强语气，现在农村劳动力是有剩余的，特别是农闲时候。把这些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副业，不仅能创造财富，还能把挣到的钱反哺到农业生产上，比如购买更好的农具、化肥，这难道不是对粮食生产的促进吗？如果能把人牢牢捆在有限的土地上，表面上大家都在种地，实际上效率低下，收入微薄，那才是对农业生产力的最大束缚！我们韩家村办了厂之后，社员们干劲更足了，因为看到了希望，觉得有奔头，这种精神力量对农业生产同样是促进！
我试图用这个时代的逻辑，来论证发展与稳定、副业与农业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这其实触及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关于效率和活力的深层矛盾。
孙同志听完，久久没有说话，只是端起已经微凉的茶，慢慢喝了一口。他的眼神在我脸上停留了片刻，那目光似乎要穿透我故作镇定的外表。
你很会说话，韩浩同志。道理听起来是那么个道理。他放下茶杯，语气听不出喜怒，但是，很多事情，不是道理说得通，就一定能做、一定能成的。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容易出问题。你们韩家村现在风头很劲，但也站在了风口浪尖上。郭副省长支持你们，是好事，但也意味着你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他没有说下去，但未尽之语里的压力显而易见。
他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几毛钱放在桌上：茶钱我付了。韩浩同志，年轻是资本，但也要懂得审时度势。你好自为之。
说完，他不再看我，径直转身走出了茶馆，消失在门外的人流中。
我独自坐在茶馆里，面前的茶水早已凉透。孙同志的话，像一把软刀子，看似关心提醒，实则充满了警告和施压的意味。他代表的那股力量，并没有因为郭副省长的强力介入而消失，只是转入了更深层、更隐蔽的对抗。他们可能在等待，等待韩家村犯错，等待这个新生事物出现任何一点纰漏，然后便会群起而攻之。
我将杯中凉茶一饮而尽，苦涩的味道在口中蔓延，却也让我的头脑更加清醒。
接下来的几天，我表面上严格遵守计永兴的“指令”，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招待所房间里“学习材料”，偶尔在院子里散步，给人一种安分守己、甚至有些无所事事的假象。
然而，暗地里，我的行动却紧锣密鼓。
我通过陈秘书提供的非正式渠道，了解到省农业厅那边对此事的态度相对积极，特别是负责经济作物和畜牧养殖的部门，对韩家村能利用本地资源提升附加值的模式很感兴趣。我找了个由头，以“请教农业技术问题”的名义，去农业厅拜访了一位负责相关工作的科长，相谈甚欢，无形中拓展了一条可能绕过商业局部分阻力的关系。
我利用傍晚时间，换上一身更普通的旧衣服，如同一个好奇的青年，漫步在太原的大街小巷。我特意去观察了几家大的供销社门市部，查看里面副食品的品类、价格、包装和销售情况。与售货员、偶尔遇到的采购员攀谈，了解当前的供需矛盾和流通环节中的实际问题。这些一手信息，远比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来得真实、深刻。
供销社，全称供销合作社，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覆盖了从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农具）到生活资料（油盐酱醋、布匹、食品）的方方面面，堪称连接城乡的“毛细血管”。其网络庞大而根深蒂固，但也存在效率低下、品种单一、灵活性不足等问题。郭副省长提出利用供销社网络推广“晋字牌”产品，是立足现实的高效选择，但如何让韩家村火腿肠这样的“新品”在固有的体系内脱颖而出，避免被淹没在繁杂的商品目录中，需要更巧妙的策略。
第二天，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
之前我在农业厅拜访过的那位科长，私下给我递了个消息：省商业局和农业厅即将联合召开一个关于“发展多种经营，搞活农村经济”的小型内部研讨会，参会者除了相关处室的负责人，还会邀请几位在基层有突出实践经验的代表。这位科长建议我，可以争取一个发言的机会。
这是一个绝佳的平台！如果能在这个会议上精彩亮相，直接向关键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展示韩家村模式的价值和可操作性，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计永兴的刻意封锁，打破目前被“晾”着的僵局。
但是，如何获得这个发言机会？计永兴那里是肯定行不通的。
我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陈秘书。只有通过他，才能将我们的意愿和能力，直接、有效地传递到能够拍板的层面。
我立刻动笔，草拟了一份关于“韩家村模式在全省特色副食品产业布局中的基础作用与标准化推广建议”的简要提纲，突出了实践成果、标准雏形以及对供销社网络的有效利用设想。然后，我再次前往省委大院，求见陈秘书。
这一次，我没有带厚厚的材料，只带了这一页纸的提纲和充分的理由。
“陈秘书，这是一个向各方面直观展示郭副省长支持的产业发展思路落地可能性的机会。我们韩家村愿意也有能力，作为基层实践的样板，在这个会议上发出声音，用事实回应一些不必要的质疑，推动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陈秘书看着那份言简意赅、直击要害的提纲，又看了看我眼中不容置疑的自信，沉吟片刻，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这个研讨会，计永兴副处长会是商业局方面的主要参会人员之一。你的这个想法……我会酌情向郭副省长汇报。你们先做好准备。”
有了陈秘书这句话，我知道，事情成功了一半。
果然，两天后，招待所前台的电话响起（这是招待所少数房间才有的待遇）。我接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陌生的、公事公办的声音：
“是韩家村的韩浩同志吗？通知你，明天上午九点，到省商业局三楼会议室，参加‘发展多种经营’研讨会，并准备十分钟左右的发言，重点介绍韩家村副食品加工的经验和标准化工作。请准时出席。”
电话挂断，我握着话筒，嘴角微微上扬。
计永兴，你想把我按在招待所里“待命”？可惜，棋盘之外，已有清风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