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商业局那栋苏式红砖大楼的三层会议室内，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围坐着省商业局、农业厅的相关处室负责人，他们大多穿着深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一丝不苟。与这些机关干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被特邀前来、皮肤黝黑却眼神明亮的基层代表——这些常年扎根农村的实干家，即使穿着最好的衣服来到省城，依然掩不住身上的泥土气息和风吹日晒的痕迹。
我坐在靠墙的一排列席座位上，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这个位置的选择很有讲究——既表明我并非会议主角，又能在最佳角度观察所有人的反应。主位上，计永兴副处长正襟危坐，深色的中山装熨烫得笔挺，连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他脸上像是戴了一层无形的面具，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是在我进门时，那厚厚的镜片后的目光，冷冽如刀地瞥了我一眼，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疏离。
与他相隔几个位置，农业厅的几位干部则显得和煦许多。其中就有之前有过一面之缘、对韩家村模式表示过兴趣的生产科王科长，他对我微微颔首示意，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鼓励。
会议前半程，主要是由农业厅的一位处长介绍全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总体情况和初步成果。当汇报人念到那一连串由学习韩家村模式而催生出的具体数据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会场里不少人的目光，或直接或隐晦地投向我这个年轻的、坐在角落的“始作俑者”。
“……根据各地市上报的不完全统计，在初步学习、推广韩家村合作社的多种经营、循环生产经验后，参照其堆肥改良土壤、科学轮作及田间管理方法，去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同比增产达到25%！”汇报人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和底气，“需要向各位同志说明的是，这个增幅，是在部分区域轮耕执行尚不到位、堆肥技术未全面铺开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充分说明了该模式的潜力和普适性。”
他顿了顿，翻过一页材料，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实实在在的激动：
“更显着的是在副食供应领域！自去年全省农村工作交流会后，以韩家村标准化鸡舍为蓝本，全省共新建、改造规范化养鸡合作社一万四千余处！全年为全省城乡额外提供了约一亿两千万枚鸡蛋！初步估算，这有效保障了超过二十万孕期妇女、婴幼儿及伤病员的基本营养需求，社会效益极其显着！”
这些沉甸甸的数字，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与会者心中荡开层层涟漪。我注意到，连一直面无表情的计永兴放在桌上的手指，也不自觉地轻轻敲击了一下桌面——这个细微的动作暴露了他内心的波动。
粮食增产是“以粮为纲”的根本，而解决副食短缺、精准惠及特定困难群体，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与民心工程。两者结合产生的政治威力，让任何人都不得不正视。
轮到我就韩家村具体情况发言时，我沉稳地站起身，走到前方悬挂的全省地图旁。这个动作用意很深——我要让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地图上，想象这些成绩如何在三晋大地上生根发芽。
我的目光从容地扫过全场，最后与计永兴审视的目光短暂交汇，不卑不亢地开始陈述。声音清晰而镇定，完全不像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各位领导，同志们。我是清徐县韩家村的韩浩。”我特意用了“同志”这个称呼，这是六十年代最政治正确也最显亲密的称谓，“刚才农业厅领导公布的全省数据，令人鼓舞，这充分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道路是正确且可行的，是能够解决实际困难、惠及广大社员群众的。”
我首先强调了这是在集体化框架下的探索，这是最关键的政治前提。然后将韩家村的成就娓娓道来，但表述方式完全遵循这个时代的语言规范：
“我们韩家村的生态农场建设，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全村社员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我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清徐县的位置画了一个圈，“在确保不占用基本农田、不影响劳动力投入，并圆满完成国家粮食征收任务的前提下，我们村集体还自愿每年向国家额外捐献三十万斤粮食，以表达对国家的支持……”
我特意清晰而有力地强调了“自愿捐献”和“三十万斤”这几个字。清晰地看到几位农业厅干部赞许地点头，甚至有人在小本子上记录着。
“……在此基础上，我们充分利用村里的非耕地区域、闲置劳动力（特别是农闲时节）以及农业生产的副产品，大力发展集体养殖业和经济林木。”我继续在地图上标示着韩家村的位置，“目前，村集体各类养殖基地的总产出，较三年前增长了二十倍不止。依靠这些集体副业的稳定收入，全村不仅户户建起了坚固的新房，彻底告别了危房土坯，还由集体出资兴建了公共食堂，实现了全村社员免费用餐。”
我刻意停顿了一下，让这个信息充分被消化，然后抛出关键论点：
“这极大减轻了社员，尤其是妇女同志的家务负担，让她们能更专心、更高效地投入到集体农业生产和技术学习中去，这本身也是对‘以粮为纲’的巩固和加强。”
我将个人和村集体的功劳完全归于集体主义框架之下，将经济效益紧密联系到巩固农业和解放劳动力上，这完全契合了六十年代“一大二公”、“无私奉献”、“顾全大局”的核心精神。
接着，我将话题引向更深层的产业探索，并抛出了准备好的“杀手锏”：
“在满足自身需求、完成国家任务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后，我们开始思考，如何更进一步，将集体创造的初级农副产品价值最大化，为全省探索一条‘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路子。”
我环视全场，看到不少人都露出了感兴趣的神情。
“目前，我们利用集体养殖的猪肉，小规模试制了便于储存、运输和食用的火腿肠；利用山上集体种植的核桃树、枣树，开发了枣夹核桃、琥珀核桃等营养零食产品。”
我深吸一口气，目光变得无比郑重，声音也更加铿锵有力：
“在这里，我谨代表韩家村全体社员郑重声明：所有这些深加工产业所产生的利润，我们韩家村集体，分文不取！愿意全部、无条件上缴省里，专项用于支持全省‘晋字牌’副食品深加工的标准化建设、技术培训和产业布局规划！”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一片压抑不住的吸气声。
“我们韩家村，愿意做一颗问路的石子，一颗坚实的铺路石，为咱们山西的父老乡亲能过上更好日子，贡献全部力量！”
这番话，姿态放得极低，将自身定位为“铺路石”，目标却提得极高，直接服务于全省战略，并且主动让渡了最敏感的经济利益。这完全超越了当时农村基层普遍存在的“本位主义”思想，展现了一种惊人的大局观和奉献精神。
农业厅的王科长忍不住轻轻拍了下桌子，低声道：“好！好气魄！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
在1960年代的中国，“集体利益高于一切”、“无私奉献”不仅是宣传口号，更是深入骨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评判标准。这一时期，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为更大的集体（公社、县、省、国家）让路。韩浩此举，精准地抓住了这一时代精神内核。主动上缴利润，不仅堵住了可能批评他们“搞资本主义”、“只顾自己发财”的嘴，更将自己置于了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策略——用这个时代最推崇的集体主义语言，为韩家村的模式构建了一道坚固的“政治正确”防火墙。在那个强调“政治挂帅”的年代，这种姿态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让那些试图从动机上攻击他们的人无从下口。
然而，就在这赞誉声初起之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带着冰冷质感的冷笑声响起，如同冷水泼入热油。
“哼，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计永兴扶了扶厚厚的眼镜，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质疑与讥讽，目光如同两道冰锥，死死地钉在我脸上，“韩浩同志，你描绘的蓝图很美好，数据也很惊人，奉献精神更是‘感人肺腑’啊。但是，我有个疑问，或者说，在座的很多同志可能都有这个疑问——”
他故意拖长了音调，制造着压力，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知道真正的交锋开始了。
“——你们韩家村，一个原本在全县都排不上号的普通村子，凭什么能在短短两三年内，取得如此‘飞跃式’的发展？你的这些规划，这些所谓的‘标准化’流程，还有你对全省产业布局的这些‘高瞻远瞩’的建议，其思路之‘成熟’，视野之‘开阔’，对市场和政策走向的‘精准把握’，恐怕不是一个常年待在村里、最高学历不过是初中的年轻人，能凭空具备的吧？”
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愈发锐利，每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匕首：
“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别的‘高人’指点？我们搞建设，既要热情，更要清醒，要警惕那些来路不明、根基不稳的所谓‘经验’！”
这话极其刁钻恶毒！他不敢直接否定已经得到郭副省长肯定并且初见成效的“韩家村模式”本身，便转而攻击我这个人，质疑我的能力和知识来源，试图从根源上瓦解其可信度，甚至影射其带有政治风险。这是极其凶狠的一招，如果应对不当，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可能被贴上“可疑”的标签。
我心中冷笑，面上却依旧保持平静，正准备将早已准备好的说辞（如饥渴学习政策文件、仔细研究报纸社论、结合本地实际摸索等）清晰、有条理地陈述出来，以化解这份质疑。
然而，还没等我开口，一个洪亮而带着浓重晋北口音的声音，如同旱地惊雷，猛地炸响在会议室里：
“计处长！您这话俺老刘可不爱听！俺是个大老粗，不懂啥大道理！”
众人惊愕地循声望去，只见一位坐在基层代表席位上、身材魁梧、面色红黑如枣、肩宽背阔的中年汉子“噌”地站了起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依旧整洁的旧军装，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这是退伍军人的习惯，胳膊上隆起的肌肉显示出常年劳作的痕迹。他是晋北某县的公社书记，姓刘，是当年抗美援朝下来的老兵，以性格耿直、脾气火爆、敢说真话在附近几个县闻名。
刘书记冲着计永兴方向抱拳拱了拱手，算是行了礼，但铜铃般的眼睛瞪得溜圆，话语如同连珠炮，毫不客气：
“韩浩同志有没有高人指点俺不知道！俺们那山旮旯也没见过啥‘高人’！俺就知道，去年秋收后，俺们公社几个大队，硬着头皮学了韩家村弄的那个标准化鸡窝、搞高温堆肥的法子！好家伙！今年夏收，同样的地，亩产多了六十斤！社员家里养的鸡下了蛋，娃娃们每天早上能喝上碗蛋花汤，脸上见了红润！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碗里能见着点实实在在的荤腥了！”
他越说越激动，粗糙的大手在空中挥舞着：
“计处长，您告诉俺，这实实在在多出来的粮食，娃娃们脸上多出来的血色，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您说的那个啥‘高人’，半夜里偷偷给俺们送到坑头上的？”
他话音未落，仿佛点燃了导火索，旁边另一位来自晋南地区、面容黧黑但眼神清亮的女大队长也“呼”地站了起来。她语气不像刘书记那么冲，却更加恳切实在，带着黄河滩边特有的质朴：
“计领导，俺们村就在黄河滩区，地少沙多，漏水漏肥，过去种粮食那是十年九不收，穷得叮当响，年年吃救济粮，俺这大队长当得脸上臊得慌！”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但很快又坚定起来，“去年，就是学了韩家村利用滩涂湿地养鸭子的法子，俺们组织社员挖塘养鸭，鸭粪肥了旁边贫瘠的沙地种苜蓿，苜蓿又能喂鸭子。就这一年光景，光鸭蛋就卖给供销社几千斤！换了钱，给队里添了两头大牲口！”
她转向我，眼神里满是感激：“韩浩同志那套‘循环生产’，啥‘链子’啥‘圈’的，在俺们那盐碱滩上顶用得很！您要说他这思路不对，来路不正，那俺们村这多出来的大牲口、社员手里多分到的活命钱，难道都错了？都是‘毒草’了？”
“对！俺们村也是！”又一个声音加入进来，来自晋中地区的一个生产队长，“学了韩家村的法子，在坡地上种山楂，今年果子结得又大又红，正愁咋卖呢，就盼着省里能像韩浩同志说的，搞深加工，做成山楂糕、果子露！”
“我们县也是！他们的标准化养殖防疫办法，帮我们好几个村保住了猪崽，没发猪瘟！”
“还有我们……”
一时间，好几位来自不同地区、口音各异的基层代表纷纷激动地发言。他们没有引经据典，没有高深的理论，甚至有些词不达意，但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最鲜活、滚烫的事例，将韩家村模式在各地不同土壤条件下的适应性、有效性和强大生命力，展露无遗。
计永兴的脸色，由最初的阴沉，渐渐变得铁青，又由铁青转为一阵红一阵白，握着钢笔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他显然完全没有料到，这些他平时在办公室里可能不太看得上眼、觉得他们“愚昧”、“狭隘”的“泥腿子”干部，此刻会如此团结、如此激动地站出来，用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一个年轻人、一个村庄的模式辩护，并将他的质疑踩得粉碎。
他试图维持作为上级领导的威严，嘴唇嗫嚅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反驳或者压制的话，但在这些如同潮水般涌来的、带着泥土气息和汗水味道的事实面前，任何言语都显得那么空洞和无力。他最终只是重重地“哼”了一声，低下头，假装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以掩饰自己的尴尬与恼怒。
会议主持者，那位农业厅的副厅长见状，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和不易察觉的笑意。他适时地敲了敲茶杯，清脆的声响让会场逐渐安静下来。
“好了，同志们的心情我们都理解。”他温和地说，但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定论意味，“基层同志们的实践精神和取得的卓越成绩，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这种来自一线的经验，对于我们省委省政府制定下一步的政策，具有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环视全场，目光在计永兴身上稍作停留，然后坚定地总结：“事实证明，‘多种经营’对于巩固农业基础、改善社员生活，不仅是有益补充，更是战略必需。我们要继续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
会议在一种略显微妙——计永兴一系的沉默，但大势已定、人心所向的氛围中结束。
散会后，我还没来得及收拾好笔记，刘书记、那位晋南的女大队长，还有其他几位基层代表就热情地围拢过来。一双双粗糙的手掌用力地跟我握手，传递着泥土般的温暖和磐石般的力量。
“韩浩同志，别理会那些官老爷！俺们支持你！”刘书记的大手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力道大得让我踉跄了一下，但他眼中的真诚让人感动。
“小韩啊，你们那个枣夹核桃，咋做的？教教俺们呗？”女大队长急切地问着，眼中闪着求知的光。
“下次有机会，一定要来我们县指导指导！”
看着这一张张被风雨阳光雕刻过的、质朴而充满希望与真诚的脸庞，感受着他们手心的老茧和温度，我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暖流，眼眶甚至有些微微发热。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就是时代的潮流，这就是我选择这条路的初心和意义所在。个人的算计、办公室里的阻挠与权谋，在这股源于大地、磅礴而生的力量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如此不堪一击。
当我终于摆脱了热情的包围，走出商业局那栋苏式红砖大楼时，午后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在身上，暖洋洋的，仿佛要驱散连日来笼罩在心头的一切阴霾与寒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虽然夹杂着煤烟味却倍感自由的空气，感觉心胸为之一阔。
我知道，计永兴个人的阻挠绝不会因为这一次会议就彻底结束，他背后代表的僵化思想和既得利益群体依然存在。但是，与基层实践的深厚土壤和推动发展、追求美好生活的民心所向相比，他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已然难以掀起决定性的风浪。
回到招待所，那位平日里总是面无表情、专注于手中报纸的前台服务员，在我经过时，却罕见地没有低头。他目光快速扫过空无一人的大厅，然后以极其隐蔽的动作，将一张折叠成指甲盖大小的纸条塞进了我手里，同时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快速说道：
“有人让给你的，小心查看。”
我心中猛地一凛，面上却不动声色地接过，点头道谢，快步回到二楼房间，反手锁好门。展开那张质地粗糙的纸条，上面只有一行用铅笔写的、略显潦草却触目惊心的字迹：
“小心，计已联合供销社计财科，欲在‘成本核算’与‘渠道准入’上卡死你们的火腿肠项目，抬高包装物料定价，拖延审批流程。他们要从根子上让你们的产品‘合理’地无法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