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仁的反扑如同两张巨网，一张以行政命令直取漕运控制权，另一张则在更高层面抹黑陈恪的政绩。
压力如山，但陈恪并未慌乱，他深知，此刻任何情绪化的对抗都是徒劳，唯有以更高明的策略，方能破局。
面对府衙要求移交漕运管理权的公文，陈恪再次展现出他对规则的精妙运用。
他没有强硬拒绝，而是撰写了一篇极为严谨的回文。
回文中，他首先表示“认同府尊统筹漕运之深意”，随后便开始引述《夏律·漕运篇》及本朝关于州县政务权限的诸多规定，详细论证了漕帮事务、码头管理乃青州县“份内之责，关乎本地税赋、民生与治安”，其整顿“皆依法依规，旨在清除积弊，现已初见成效，商民称便”。
他话锋一转，指出府衙所指派的“漕运协调会”，“其组成、权责、章程，未见明令公示，与现行律法及州县权责恐有抵牾”，故“未敢擅专，恐蹈违律之咎”。
最后，他“恳请”府衙明示该“协调会”的“法理依据及具体章程”，以便“州县遵循，共维漕运畅通”。
这篇回文，通篇不见一个“不”字，态度恭顺，却牢牢占据着“依法办事”的制高点。
它将难题抛回给潘世仁：若要强行接管，就必须拿出合乎法理的理由和章程，否则便是潘世仁自己违律。
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潘世仁绝不敢公然制定一个明显违背《夏律》的章程。
与此同时，陈恪的暗中布局进入了最关键阶段。
他意识到，直接以“受贿”罪名攻击一位知府，难度极大，且容易陷入政治泥潭。
他需要找到一个更直接、更无法辩驳，且能引起更高层面关注的突破口。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了“锦绣轩”，但这次，他关注的不是其作为洗钱渠道的角色，而是其本身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罪行。
“沈括，”
陈恪指着“锦绣轩”的明面账册（通过商户报备渠道获得）与其惊人的进货量对比，
“如此巨额的苏锦进货，其销售额却寥寥无几。即便考虑到其高端定位，这巨大的差额也极不正常。唯一的解释是，大量的货物被以隐秘渠道运走，未曾入账销售！”
苏十三补充道：
“大人，卑职多次观察，‘锦绣轩’后院深夜确有车辆出入，装载沉重，却从未见其从正门运出等价货物。这些苏锦，很可能被秘密运往他处销售，其销售收入，完全脱离了账目监管。”
“偷漏税赋！”
陈恪眼中精光一闪，
“而且是巨额偷漏！《夏律》户律明文，商贾交易，需如实报备，依法纳税。‘锦绣轩’此举，人证（往来力巴、周边住户可问）、物证（其库存与销售的巨大差额、秘密运输的痕迹）皆在！此乃铁证！”
这是一个绝妙的转折。
绕过复杂难证的利益输送，直击最基础、也最无可辩驳的经济犯罪——偷税漏税！
只要坐实此事，“锦绣轩”必然被查封，其真实账目必将暴露，届时，潘世仁与此地的关联，以及更深层的贪腐，都将无所遁形！
陈恪深知，仅凭青州县一己之力，难以对抗潘世仁的全力反扑。
他加紧了“合纵连横”的步伐。这一次，他的目标更加明确。
他通过韩振、张谦等学子家族的渠道，将其对“锦绣轩”涉嫌巨额偷漏税的分析（隐去潘世仁关联部分），以及潘世仁无理要求移交漕运权限、打压能吏的情况，秘密递送到了州府乃至京城的几个关键部门：
一是素以刚正不阿、精通律法着称的按察使司；
二是负责监察官员风纪的御史台；三是户部清吏司，负责核查天下税赋。
他的呈报，重点突出“依法行政遭遇无理打压”、“地方整顿成果面临被窃取”、“国家税赋遭受巨大损失”这几个最能引起高层共鸣和警惕的点。
他摆出事实、数据，将自己置于维护朝廷法度、保护国家财赋的正义位置。
潘世仁接到陈恪那篇滴水不漏的回文，气得几乎吐血。
他发现自己惯用的权术，在陈恪对律法的精熟运用面前，屡屡受挫。
更让他不安的是，他隐约感觉到，似乎有更高层面的目光开始投向青州这个小小的漩涡。
“不识抬举的东西！”
潘世仁在书房内低吼，他决定不再纠缠于漕运管理权，而是要动用更直接的手段。
“既然他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通知下去，让‘锦绣轩’那边，尽快处理干净，所有账目，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一把火烧了！”
他意识到“锦绣轩”可能已经成为目标，准备断尾求生。
然而，他并不知道，陈恪瞄准的，并非“锦绣轩”与他的关联，而是“锦绣轩”本身那无法抵赖的偷税行为。
他更不知道，一张针对“锦绣轩”的法网，已经在陈恪的编织下，悄然收紧。
风暴将至，陈恪已然找到了破开坚冰的利刃——不是权谋，不是诡计，而是冰冷的律法铁条与无可辩驳的税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