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在菲律宾海，美国海军用一场被戏称为“马里亚纳猎火鸡大赛”的空前胜利，彻底打断了日本联合舰队的脊梁。小泽治三郎的航母舰队带着仅存的几根羽毛狼狈逃窜，从此再也无力对马里亚纳的战局构成任何威胁。海上的威胁解除了，现在，轮到美国海军陆战队与陆军的士兵，去干那份最苦、最累、也最血腥的活儿了——登陆塞班岛，把这扇通往东京的大门，一脚踹开。
不过此时的美军还没意识到，塞班岛和之前那些小岛完全不一样。接下来，他们将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做彻底的疯狂。
时间： 1944年6月15日
地点： 塞班岛西岸，一片被美军涂成红色、绿色和蓝色的沙滩。
登场主角：
美军方面：总指挥是外号“嚎叫的疯狗”的霍兰·史密斯中将，脾气火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父”级人物。他手下有两张王牌：海军陆战队第2师和第4师，负责第一波抢滩登陆。后头还跟着个陆军第27步兵师，作为预备队。
日军方面：岛上的“土皇帝”是陆军中将斋藤义次，一个典型的顽固派。此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海军中将南云忠一。没错，就是那个指挥偷袭珍珠港，又在中途岛输光了所有航母的倒霉蛋。此时的他，负责指挥这里的海军部队。两人手下总共有约3.1万名守军。
6月15日黎明，美军的“开门”方式，简单粗暴——炮轰。
在登陆前的两天两夜里，7艘战列舰、11艘巡洋舰，外加天上的数百架飞机，对着小小的塞班岛，倾泻了超过16万发炮弹和成吨的炸弹。美军的指挥官们，从望远镜里看着岛上一片火海，浓烟滚滚，心满意足地觉得，这岛上现在应该跟月球表面差不多了，估计连老鼠都剩不下几只。
然而，他们低估了日本人挖洞的本事。
岛上的日军，早就躲进了预先修好的、由珊瑚岩构成的坚固洞穴和地下掩体里。美军的炮弹，把地表炸得稀巴烂，对这些地洞里的“地鼠”来说，跟挠痒痒没太大区别。等炮火一停，他们就立刻从洞里钻出来，架起机枪和火炮，进入阵地，等着美国人送上门来。
早上8点40分，第一波海军陆战队员，乘坐着LVt两栖登陆车，冲向了海滩。
灾难，立刻降临了。
首先，登陆部队跑偏了。由于北方的洋流和战场的一片混乱，原本计划得好好的、要在三个指定海滩（红滩、绿滩、蓝滩）并肩登陆的部队，被冲得七零八落。陆战2师和4师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致命的缺口。
其次，泻湖变成了靶场。日军早已对这片浅滩，进行了精确的测量，画好了射击诸元表。当美军的LVt在珊瑚礁之间磕磕绊绊地前进时，日军的火炮，就像打靶一样，一打一个准。无数的LVt被直接命中，变成燃烧的铁棺材。
侥幸冲上岸的陆战队员们，立刻陷入了日军交叉火力的地狱。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泼过来，迫击炮弹在人群中不断爆炸。
当天，美军以惊人的效率，把约2万名士兵送上了岸。但代价是惨重的，当天就死伤了至少2000人，部分统计甚至认为高达3500人。
霍兰·史密斯在旗舰上，看着滩头上一片混乱，伤员不断地被抬下来，他那张本来就不好看的脸，变得更黑了。他开始意识到，这个岛，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而是一块会把牙硌掉的铁板。
斋藤义次中将，看着美军在滩头上艰难地建立据点，心里很清楚，绝不能让他们站稳脚跟。他决定，趁着美国人立足未稳，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夜间逆袭，把他们赶回海里去。
时间： 6月16日夜。
斋藤的王牌，是他手下的第9战车联队。他派出了几十辆九七式和九五式坦克，配上步兵，准备给美国人来一次震撼教育。
夜幕降临，日军的坦克，轰隆隆地开了出来。步兵们吹着军号，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跟在坦克后面，向着美军的阵地发起了冲锋。这阵势，确实挺吓人。
然而，他们遇到的，是早已在阵地上严阵以待的、美国人的m4“谢尔曼”中型坦克。
接下来，上演了一场近乎滑稽的、一边倒的坦克大战。
日本的九七式中型坦克，听着是“中型”，但皮薄得跟个铁皮罐头似的。美军的“谢尔曼”坦克，一开始用穿甲弹打，结果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炮弹威力太大了，直接从九七式坦克的一侧打进去，又从另一侧飞了出来，根本不爆炸，就像一根针穿过了一块豆腐。
美军坦克手们很快就调整了战术：“嘿，伙计们，别用穿甲弹了，浪费！换高爆弹！”
结果，高爆弹一打上去，日军的坦克，就像被用锤子砸开的罐头一样，直接被炸成了一堆扭曲的铁皮盒子。
整整一个晚上，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坦克手们，都在玩着“打罐头”的游戏。日军的步兵，在失去了坦克的掩护后，也成了美军机枪和火炮的活靶子。
第二天天亮时，沙滩上留下了30多辆日军坦克的残骸。斋藤的这次“先发制人”的大冒险，以惨败告终。他手上为数不多的装甲力量，一夜之间，基本报销干净。
这次失败的夜袭，虽然让日军的士气遭到了沉重打击，但也让美军意识到，滩头阵地，总算是巩固下来了。尽管海滩上，补给品和装备堆得像个巨大的垃圾场，混乱不堪。
巩固了滩头，接下来，就是向内陆推进。然而，美军很快就发现，这比抢滩登陆还要痛苦一万倍。
时间： 6月18日至30日。
战场：几个后来被美国大兵用鲜血命名的地名——“死亡谷”、“紫心岭”，以及岛屿的制高点——塔波查山。
这里不是一块平坦的沙地，而是一座活生生的“天然堡垒”。岛中央有座474米高的塔波查山，像个巨人一样俯视着四周，谁想往北打，谁就得先从它脚下过一遍。而在山脚下，是一条被美军士兵戏称为“死亡谷”的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很简单：走进去的人，出来的概率可不高。
紫心岭是死亡谷旁的一条高地。这个名字不是官方叫法，而是美军士兵自己取的——因为爬上去要付出太多紫心勋章（也就是负伤）。一天内，往上冲两三次，每次都被打下来，打到士兵都觉得心态要崩了。有人说：“紫心岭不是座岭，是个收人命的机器。”
士兵们最怕的不是白天，而是夜里。日军擅长夜战。美军刚在谷底支好帐篷，半夜就听到喊声：“板载！”紧接着黑影一片压上来。白天打消耗，晚上拼刺刀，搞得大家根本没法休息。
美军的战术，一开始还是老一套：先用飞机和重炮，把阵地轰一遍，然后再让步兵冲锋。
但他们发现，这套战术，在塞班岛，失灵了。
炮火只能把地表的甘蔗田和树木炸成一片焦土，但对日军藏身的、由坚固珊瑚岩构成的洞穴，一点办法都没有。
日军的战术，也变得极其刁钻和恶毒。他们把机枪手和狙击手，巧妙地隐藏在成片的甘蔗田、山洞里。白天，他们一枪不发，让你以为这里没人。可当美军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时，他们就从四面八方开火，打完就跑，让你连敌人在哪都找不到。到了晚上，他们又化整为零，发动小规模的突袭，用手榴弹和刺刀，不断地骚扰美军，让他们睡不成一个安稳觉。
一个陆战队员在日记里写道：“在甘蔗田里走路，简直是精神折磨。你感觉周围的每一根甘蔗后面，都可能藏着一支要命的步枪。我的神经快要断了。”
在这种环境下，美军的推进速度，慢得像老牛拉破车。为了攻下一个小小的山头，往往要付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伤亡。
慢慢地，美军也摸索出了一套新的打法：
火焰喷射坦克成了清理洞穴的神器。这种坦克，能向黑漆漆的洞口，喷射出几十米长的火龙，把里面的一切都烧成焦炭。
传统的步兵冲锋，也被一种更稳妥的“三合一”战术取代：先用炮兵轰，再用坦克压，最后步兵上去，一个洞穴一个洞穴地用炸药和火焰喷射器清理。
这种战术，虽然有效，但速度极慢。美军就像是在地狱里，一寸一寸地推着小车前进。
巨大的伤亡和精神压力，让“战斗疲劳”（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ptSd）的案例急剧增加。许多身强力壮的士兵，虽然没有负伤，但精神已经彻底崩溃，被成排成排地后送到后方休养。
前线打得艰苦，后方的指挥部里，也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内讧”。主角，是两位都姓“史密斯”的将军。
海军陆战队的史密斯：霍兰·“疯狗”·史密斯，脾气火爆，性格强硬，看不得自己的部队推进慢。
陆军的史密斯：拉尔夫·史密斯，陆军第27步兵师的师长，性格稳重，打仗喜欢按部就班。
这就像把一个辣椒和一个黄瓜，放在了同一个碗里，迟早要出事。
矛盾的爆发点，在于陆军第27师的推进速度。在霍兰·史密斯看来，陆军的打法，简直是“磨磨蹭蹭”、“畏缩不前”。他觉得，陆军士兵缺乏陆战队的进攻精神，拖累了整个战役的进程。
6月23日，在一次协同攻击中，陆军第27师的两个营，因为协调问题，迟到了几个小时，未能按时抵达指定位置。
这一下，彻底点燃了“疯狗”史密斯的怒火。他直接给上级发了一封电报，用最严厉的措辞，痛斥拉尔夫·史密斯“缺乏进攻精神，指挥无能”。然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撤了拉尔夫·史密斯的职！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了。
在前线战场上，临阵解职一位师长，这在美国军队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你海军的司令凭什么解除我陆军师长的职务。
拉尔夫·史密斯感觉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他们认为，霍兰·史密斯根本不了解陆军的作战方式，也不理解丛林攻坚战的困难，纯粹是在“瞎指挥”。
这起“史密斯对史密斯”的事件，让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这两个本来就互相看不顺眼的军种，关系彻底闹翻。战后，为了这事，双方的将军和历史学家们，吵了几十年，大家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而被解职的拉尔夫·史密斯少将，虽然事后被陆军的调查委员会证明其指挥并无重大过失，但这一事件依然成为他军事生涯中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他后来安然度过了余生，在1998年以104岁高龄辞世，成为二战中最后一位去世的美国将军 。如此高寿，也算是老天给他的精神补偿吧。
这场指挥部的“内战”，也从侧面反映出，塞班岛的战斗，打得是何等的艰难和不顺。
战争，打的是人，但更是打的后勤。在塞班岛，美军强大的后勤体系，也一度陷入了混乱。
补给的噩梦：登陆初期，海滩上堆积如山的物资，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弹药、食品、药品、备用零件，全都混在一起，根本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许多部队，在前线等米下锅，后方的补给却堵在沙滩上，运不上去。
工兵的奇迹：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工兵部队“海蜂”，成了救世主。他们在纷飞的炮火中，驾驶着推土机，奇迹般地修建起了码头和道路，修复了被炸毁的阿斯里托机场，为后续的作战，打通了生命线。
低效的空中支援：美军的航母舰载机，虽然在海战中威风八面，但飞行员们，却不太会打地面支援。他们找不到隐藏在丛林里的目标，投下的炸弹，往往都炸到了空地上。地面部队呼叫一次空袭，等飞机飞过来的时候，阵地早就换了好几回主人了。
舰炮的无奈：战列舰16英寸的巨炮，虽然能把山头都削平，但对付那些藏在山体反斜面和洞穴深处的日军，效果也有限。但即便如此，日军指挥官斋藤义次也承认：“如果没有海军的炮火，我早就和美军拼光了。”
巨大的伤亡和无时无刻的精神压力，也让美军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士兵心理崩溃的案例，越来越常见，成为医护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到1944年7月初，塞班岛的战局，对日军指挥官斋藤义次中将来说，已经不是“能否胜利”的问题，而是“如何死去”的问题。美军已经占领了岛屿的绝大部分，他的残余部队被死死地压缩在北端一块狭小的区域内，弹尽粮绝，伤兵满营，四面楚歌。空气中，弥漫着失败和腐烂的味道。
在这样的绝境下，斋藤决定，要为这场必败的战役，画上一个充满血腥仪式感的句号。
7月6日，他向所有还能动弹的官兵，下达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号召进行一次“玉碎”攻击——这是一个源自武士道精神的、充满了悲壮美学的词语，意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其像瓦片一样在苟且中被敌人一片片地敲碎，不如像一件精美的玉器一样，在最光荣的时刻，主动粉身碎骨。
命令简单而残酷：在为天皇的荣誉而死之前，每个日本士兵，必须杀死七个美国人。这不再是一份战术指令，而是一份用生命去兑换的血腥账单。斋藤在命令中写道：“我们将向美军发起攻击，并在此过程中全部光荣战死。”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以死亡为终点的集体献祭。
7月7日凌晨，破晓前的黑暗中，一支人类战争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军队，在塞班岛北端的丛林里悄然集结了。
说它是“军队”，或许并不准确。这更像是一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由近4300人组成的“死亡大军”。走在最前面的，是尚能饭否的健全士兵和水手，他们端着步枪，脸上是麻木的、视死如归的平静。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大量拄着拐杖、头上和身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的伤兵，他们的眼神里，燃烧着一种绝望的狂热。队伍里，甚至还混杂着一些被军国主义思想彻底洗脑的平民。
他们的武器，五花八门。许多人甚至连步枪都没有，手中握着的，只是绑着刺刀的竹竿，或者是在腰间别着最后一颗手榴弹。在冲锋前，他们喝完了最后的清酒，烧毁了军旗，然后开始低声吟唱。那声音，起初像蚊蚋的嗡鸣，渐渐地，汇聚成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如同污浊的浪潮，即将拍向美军的阵地。
这股死亡的黑潮，迎面撞上了正在阵地上打盹的、美国陆军第27步兵师第105步兵团的第1和第2营。
美军的哨兵，最先听到的是远处丛林里传来的、非人的、如同野兽般的咆哮和嘈杂的脚步声。他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是在做噩梦。但很快，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涌动的人影，成千上万，黑压压的一片，正向着他们的阵地，不顾一切地冲来。
此前的小岛作战基本上都是海军陆战队作战，是见识“万岁冲锋”的，而此时的美国陆军哪里见过这阵仗，尤其还是这么大规模的自杀式冲锋，完全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警报声瞬间响彻阵地。一场持续了15个小时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血腥战斗，爆发了。
日军的冲锋，完全不顾及任何战术和伤亡。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向前，向前，再向前。美军的机枪阵地，瞬间开火，子弹像割草一样，成片地扫倒冲在最前面的人。但后面的人，立刻踏着同伴温热的尸体，继续往前冲。
美军的防线，在如此猛烈、如此不计后果的冲击下，被瞬间撕开了一个口子。战斗，立刻演变成了最原始、最野蛮的近距离肉搏。刺刀捅入胸膛的声音，工兵铲劈开头骨的声音，双方士兵扭打在一起的咒骂声和惨叫声，混合成了一曲地狱的交响。
在这场混乱的屠杀中，第105团的官兵们，爆发出了惊人的勇气，上演了一幕幕凡人的史诗。
营指挥官威廉·奥布莱恩中校，这位本应在后方指挥的军官，此刻却冲在了最前线。他双手各持一把手枪，如同西部片里的牛仔，不断地向涌上来的日军射击。当手枪子弹打光后，他没有后退，而是爬上了一辆被摧毁的吉普车，抓起车上那挺沉重的.50口径机枪，向着黑压压的人群疯狂扫射。他像一尊愤怒的战神，用强大的火力，暂时阻挡了日军的浪潮，直到他自己被无数的子弹击中，倒在机枪座上。
一等兵托马斯·贝克，在打光了所有子弹后，他直接把手中的m1步枪，当成了一根沉重的战锤，奋力挥舞，将一个又一个冲到他面前的日军砸倒，直到枪托碎裂。身负重伤的他，已经无法撤离。他冷静地对战友说：“把我靠在这棵树上，给我留一支手枪。”战斗结束后，人们发现了他的遗体，身上布满了弹孔和刺刀伤。而在他的身边，躺着八具日军的尸体，那支手枪的弹匣，已经打空。
在后方的医疗站，牙医出身的本·所罗门上尉，发现日军已经冲破防线，闯入了救治伤员的帐篷。他没有丝毫犹豫，击毙了闯入者，然后命令助手们，立刻疏散所有能动的伤员。而他自己，则独自操纵起一挺被遗弃的机枪，向着冲来的日军猛烈开火，为伤员的撤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几天后，当美军重夺阵地时，人们找到了他的遗体。他趴在机枪上，身上布满了76个弹孔和20多处刺刀伤。而在他的机枪阵地前，堆积着98具日军的尸体。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日军的这次冲锋，在军事上，是毫无意义的。
美军的炮兵部队，在最初的混乱过后，迅速做出了反应。他们将105毫米榴弹炮的炮管，直接放平，像使用一把巨大的霰弹枪一样，对着几十米外的人群，进行零距离的直射。每一发炮弹，都能在密集的人群中，犁开一条由血肉和碎骨铺成的通道。
当战斗最终在当天傍晚结束时，战场上，留下了超过4300具日军的尸体，几乎铺满了每一寸土地。而美军第105团的两个营，也几乎被全歼，伤亡人数超过900人。幸存者，寥寥无几。
那场面已经无法完全用文字来形容了！
这次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万岁冲锋”，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扭曲到极致的最终体现。
它并非一种理性的战术选择，而是一种植根于其文化深处的死亡崇拜。它源于“玉碎”思想和被异化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在日本政府长达数十年的宣传和教育下，已经渗透到军队乃至整个社会的骨髓之中。日本的军事条令，甚至刻意删除了“投降”和“撤退”等在任何正常军队中都存在的词语，将“战死”，视为军人唯一的、也是最光荣的归宿。
因此，当斋藤下达玉碎命令时，他所启动的，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攻击，更是一场被国家意志所认可的、大规模的自杀仪式。它以一种最可怕、最直观的方式，向美军，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可怕的前景：要战胜日本，可能意味着要将整个民族，彻底消灭。 这为后来战争的走向，投下了一道长长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阴影。
在“万岁冲锋”的血腥浪潮席卷美军阵地的同时，日军的最高指挥官们正在岛屿北端一个被称为“天堂谷”的洞穴指挥所里，准备着他们自己的最后仪式 。他们的死，如同那场冲锋一样，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旨在维护其武士荣誉的最终表演。
陆军中将斋藤义次，作为岛上地面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选择了最传统、也最具象征意义的死亡方式。他身负榴霰弹造成的重伤，已经无法亲自参与冲锋 。在洞穴深处，他面向东方——日本皇宫的方向——跪坐下来，庄重地举行了“切腹”仪式。他用短刀划开自己的腹部，完成了这个武士阶层最崇高的自裁行为。随后，他的副官按照武士道传统，扮演了“介错人”的角色，用手枪结束了他的痛苦，一枪击中其后脑 。斋藤的死，是其武士精神的完美谢幕。战后，当美军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的对手霍兰·史密斯中将出于对一名职业军人的尊重，下令以军礼将其厚葬 。
海军中将南云忠一的结局则更为复杂，也更能反映日本海军在战争末期的窘境。关于他死亡的细节，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有记载称他与斋藤一同切腹 。然而，来自他身边参谋和勤务兵的更可信的证词表明，南云并没有选择传统的切腹仪式，而是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自尽 。
这种差异或许并非偶然。斋藤作为陆军将领，其行为深受传统陆军中浓厚的武士道精神影响。而南云作为海军将领，他的职业生涯更多地与现代化的战舰和飞机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南云是一个被失败阴影长期笼罩的悲剧人物。自从在中途岛海战中损失了四艘主力航母后，他就一直处于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据称当时就曾有过自杀的念头 。在塞班岛的失败，只是他职业生涯悲剧的最后一幕。对他而言，死亡或许更多的是对一连串失败的最终交代，而非对武士道理想的殉道。用手枪自尽，这种更现代、更直接的方式，似乎也更符合他作为一名战败的海军技术官僚的身份。
1944年7月9日，美军正式宣布占领塞班岛 。然而，对于岛上数以千计的日本平民来说，战斗的结束，却是一场更大规模恐怖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世界目睹了现代战争史上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大规模的平民集体自杀。
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长期、系统性的欺骗性宣传。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向其国民灌输了一种观念，即美国人是“鬼畜”、“恶魔” 。宣传中充斥着骇人听闻的故事：如果被美军俘虏，男人将被残忍虐杀，妇女将惨遭强暴，而儿童则会被活活吃掉 。对于深受武士道文化影响、将“被俘”视为奇耻大辱的日本民众来说，这种宣传无疑是致命的 。投降，在他们的认知里，意味着比死亡更可怕的羞辱和痛苦。
当美军推进到岛屿北端时，数千名日本平民被逼到了无路可退的悬崖边。这些悬崖，后来被赋予了两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名字：“自杀崖”和“万岁崖”。美军士兵通过翻译和扩音器，拼命地劝说他们投降，保证会给予他们食物、水和安全的待遇。但这些善意的呼喊，在被恐惧和谎言占据了心智的平民耳中，显得苍白无力。
接下来的景象，让在场的美国士兵永生难忘。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平民，在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后，成群结队地从百米高的悬崖上纵身跳下 。有的家庭，父母先将自己的孩子扔下悬崖，然后自己再跳 。有的家庭用绳子将彼此捆绑在一起，一同坠入大海，确保无人能够退缩 。母亲们紧抱着自己的婴儿，走向死亡。一名美国海军士兵后来痛苦地回忆，他的军舰在崖下的海湾中航行时，不断撞上漂浮的、已经高度腐烂肿胀的平民尸体，那种景象和气味成为了他一生的噩梦 。
在这场集体性的死亡狂热中，也并非没有挣扎。有幸存者回忆，她的父亲作为避难团体的队长，曾多次提议大家集体自尽，但都因为孩子们的哭喊和母亲的反对而作罢 。然而，并非所有家庭都有这样的幸运。美军摄影师拍下的一张照片，记录了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从一个堆满尸体的洞穴中，救出一名幸存婴儿的瞬间，这张照片成为了这场悲剧中最具代表性的影像之一 。
在这场平民悲剧中，还夹杂着另一群更为复杂的受害者——被强征到岛上从事苦役的数千名朝鲜劳工。他们是日本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在战争中又承受了双重压迫。他们既要忍受日本监工的虐待，又要躲避美军的炮火。许多朝鲜劳工在战斗中被日军殴打甚至杀害 。对于他们中的幸存者而言，被美军“俘虏”反而是一种解放。在战俘营中，他们表现出“极端亲近盟军”的态度，积极学习英语，并与压迫他们的日本人划清界限 。他们的经历，为塞班岛的平民悲剧增添了另一层充满讽刺和辛酸的维度。
塞班岛的平民集体自杀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它不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冲突，而展现了总体战最极端、最恐怖的一面：一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成功地将其平民“武器化”，让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抵抗的最后手段。这一事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塞班比率”——美军参谋人员根据此役的伤亡情况推断，每消灭7名日本人，就需要付出1名美国士兵阵亡的代价 。这个冰冷的数字，深刻影响了美国对未来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考量。塞班岛悬崖上的悲剧，让美国决策者们不得不直面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连平民都选择以死相抗，那么登陆日本本土将会是何等血腥的末日景象？这个问题，最终将他们引向了寻找一种能够避免登陆、但又能迫使日本投降的终极武器的道路。
塞班岛战役打到7月9日彻底结束时，美军和日军都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美军方面，参战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总共约7万人，最终伤亡人数超过1.5万人，其中阵亡约3400人，负伤或失踪约1.1万人。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美军在一次岛屿攻坚战中付出最大代价的战役之一。
而日军的损失几乎是毁灭性的。岛上超过名日本守军，绝大部分在战斗中被击毙或者自尽，只有约900人被俘虏（其中大多数是昏迷或重伤无法再自杀的伤兵）。再加上被征用的朝鲜劳工和平民的伤亡，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2.4万以上。尤其在最后几天，几千平民在“自杀崖”和“万岁崖”集体跳崖自杀，场面惨不忍睹。
但胜利的代价是值得的，美军的“海蜂”部队，迅速将岛上的机场，扩建成能够起降b-29的庞大基地。从此，一架又一架“超级空中堡垒”，从这里起飞，将战争的火焰，直接烧到了东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城市。
故事的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声。一位名叫大场荣的日军大尉，拒绝投降。他带着手下几十名士兵，在塞班岛的丛林里，继续打着游击战。他们神出鬼没，不断骚扰美军。美军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塞班之狐”，一直坚持到了1945年12月1日，也就是日本正式投降后近三个月，才最终走出丛林，放下了武器。
今天的塞班岛，风光宜人。但在岛上的各个角落，依然树立着无数的纪念碑。有美国的，有日本的，有韩国的，有当地查莫罗人的。每一个国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那段历史。这片小小的岛屿，承载了太多国家的、太多家庭的、无法磨灭的伤痛。
此外，当年的战场遗址，如斋藤最后的司令部洞穴、自杀崖和万岁崖，如今都已成为游客和朝圣者络绎不绝的地点 。在万岁崖边，壮丽的太平洋景色与那段恐怖的历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提醒着人们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绝望与疯狂 。
因此，今天塞班岛的纪念景观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幅由不同记忆碎片拼接而成的、充满裂痕的地图。从美国纪念公园的英雄主义叙事，到日本纪念碑的和平主义哀悼，再到冲绳人和韩国人各自的创伤记忆，每一座纪念碑都在讲述一个独特的故事。它们共同证明，对于塞班岛战役，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被普遍接受的“历史真相”。战争在1944年就已结束，但围绕着如何记忆这场战争的斗争，至今仍在这些沉默的石碑之间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