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二年(公元137年,丁丑年)
春天,武陵地区的蛮人可不安分了,两万人把充城围得死死的,还有八千人跑去攻打夷道。
二月,广汉属国的都尉带兵把白马羌打得落花流水。
皇帝赶紧派武陵太守李进去收拾那些反叛的蛮人,李进还挺给力,把蛮人之乱给平定了。完事之后,李进挑了些靠谱的官吏,好好安抚蛮人,武陵郡这才安定下来。
三月乙卯日,司空王卓去世了。丁丑日,任命光禄勋郭虔当司空。
夏天四月丙申日,京城发生地震。
五月癸丑日,山阳君宋娥因为搞阴谋、诬陷别人,被收回了印绶,打发回老家了。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这九个侯爷,因为和宋娥互相送礼,想谋取更高的官职、增加封地,也都被打发回各自的封国,还把他们的租税减少了四分之一。
象林的蛮人在区怜的带领下攻打县衙,把县官都给杀了。交趾刺史樊演赶紧调了交趾、九真一万多人去救援。可士兵们都害怕去那么远的地方打仗,到了秋天七月,这两个郡的士兵竟然造反了,反过来攻打刺史府。刺史府虽然把造反的士兵打败了,但蛮人的势力却越来越大。
冬天十月甲申日,皇帝到长安去巡视。扶风的田弱推荐了同郡的法真,说他对各种学问都精通,一直隐居不做官,应该请他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皇帝很诚恳地想把法真招来,前后征召了四次,可法真就是不愿意出山。他的朋友郭正称赞他说:“法真的名声大家都知道,可就是很难见到他本人。他想躲开名声,名声却跟着他、追着他,这人真称得上是百世之师啊!”法真是法雄的儿子。
丁卯日,京城又地震了。
太尉王龚看不过中常侍张昉他们专权乱政,就想上奏章请求皇帝把他们杀了。有宗亲拿杨震的事儿来劝他,王龚这才打消了念头。
十二月乙亥日,皇帝从长安回来了。
永和三年(公元138年,戊寅年)
春天二月乙亥日,京城以及金城、陇西都发生了地震,这两个郡还出现了山体崩塌。
夏天闰四月己酉日,京城又地震了。
五月,吴郡丞羊珍造反,攻打郡府,不过被太守王衡打败并斩杀了。
侍御史贾昌和州郡一起去讨伐区怜他们,结果没打赢,还被人家包围了。过了一年多,粮草都供应不上了。皇帝召集公卿百官还有四府的属官,问大家该怎么办。大家都建议派大将,从荆、扬、兖、豫四个州调四万人过去。李固不同意,他说:“要是荆、扬这两个州没啥事儿,调兵过去还行。可现在这两个州盗贼扎堆,根本清剿不完,武陵、南郡的蛮人也没老实,长沙、桂阳又经常被征调兵力,要是再折腾,肯定又会出乱子,这是第一个不行的原因。再说,兖、豫两州的人突然被征调,要去万里之外,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诏书催得又急,他们肯定会逃跑或者反叛,这是第二个不行的原因。南方气候又热又潮湿,还有瘴气,去了的人十个得死四五个,这是第三个不行的原因。大老远跑过去,士兵们累都累死了,等赶到岭南,哪还有力气打仗,这是第四个不行的原因。军队每天行军三十里算正常,可日南离这儿有九千多里,得走三百天才能到。按每人每天五升粮食算,光士兵就得六十万斛米,还没算将领、官吏和驴马吃的呢,就这光让士兵自己背着盔甲去,费用都这么高了,这是第五个不行的原因。到了地方,死的人肯定多,到时候连敌人都打不过,还得再调兵,这就好比割自己的心腹去补四肢,这是第六个不行的原因。九真和日南相隔千里,调这两个地方的吏民都够呛,更何况让四个州的士兵去受这万里之苦呢,这是第七个不行的原因。以前中郎将尹就去讨伐益州的叛羌,益州那边都流传着谚语说:‘敌人来了还能忍,尹就来了可要命。’后来尹就被调回来,把军队交给刺史张乔,张乔靠着原来的将领和士兵,没几个月就把敌人消灭了。这就说明派大将不一定有用,州郡的力量也能办事。应该重新选有勇有谋、仁爱宽厚能当将帅的人,去当刺史、太守,让他们都去交趾。现在日南兵力单薄又没粮食,防守守不住,进攻又没能力,干脆把吏民都迁到北边靠近交趾的地方,等局势稳定了,再让他们回去。还可以招募蛮人,让他们互相攻打,给他们送金银财宝当报酬。要是有人能通过离间计拿到敌人首领的脑袋,就封他侯、赏他土地。以前的并州刺史长沙人祝良,勇敢果断,南阳的张乔以前在益州也有打败敌人的功劳,这俩人都能用。以前汉文帝直接提拔魏尚当云中太守,汉哀帝马上任命龚舍为泰山太守,现在也应该马上任命祝良他们,让他们直接去上任。”四府的人都觉得李固说得对,就任命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张乔到了之后,又是开导又是安抚,反叛的人就投降的投降,解散的解散。祝良到了九真,一个人坐着车就进了贼窝,制定策略,靠威望和诚信招人投降,一下子就有几万人投降了,这些人还帮祝良盖起了官府。就这样,岭外地区又恢复太平了。
秋天八月己未日,司徒黄尚被免职。九月己酉日,任命光禄勋长沙人刘寿为司徒。丙戌日,让大将军、三公各举荐两个刚毅、勇猛、有谋略能当将帅的人,特进、卿、校尉各举荐一人。当初,尚书令左雄推荐冀州刺史周举当尚书。后来左雄当了司隶校尉,又举荐以前的冀州刺史冯直担任将帅。可冯直曾经因为贪污受过罪,周举就拿这事儿弹劾左雄。左雄说:“诏书让我选勇猛的人,又没让我选品行高洁的人。”周举说:“诏书让你选勇猛的人,可没让你选贪污的人啊。”左雄说:“我提拔你,真是给自己找麻烦。”周举说:“以前赵宣子任命韩厥当司马,韩厥按照军法杀了赵宣子的仆人,赵宣子却对大夫们说:‘大家该祝贺我呀!我选韩厥就是让他负责这事的。’现在您不嫌弃我没本事,把我提拔到朝廷,我不敢为了讨好您就不说实话让您蒙羞,只是没想到您的想法和赵宣子不一样啊。”左雄听了很高兴,道歉说:“我曾经侍奉过冯直的父亲,和冯直关系也不错,现在你拿这事儿弹劾我,确实是我的错。”大家听了这事,都觉得周举和左雄挺贤能的。那时候,宦官们都争着卖人情、耍权势,只有大长秋良贺清正廉洁、谦逊忠厚。等到皇帝下诏让举荐勇猛的人,就良贺一个人没举荐。皇帝问他为啥,良贺回答说:“我出身低微,在宫里长大,既没有识人的本事,也没和士人交往过。以前卫鞅通过景监才见到秦王,有见识的人就知道他不会有好下场。现在要是因为我的举荐让别人得到官职,对他们来说不是荣耀而是耻辱,所以我不敢举荐。”皇帝听了很赞赏他。
冬天十月,烧当羌的那离带着三千多骑兵侵犯金城,被校尉马贤打败了。
十二月戊戌初一,发生日食。
大将军梁商看小黄门南阳人曹节他们在宫里挺有权势,就派儿子梁冀、梁不疑和他们交朋友。可其他宦官嫉妒梁商受宠,就想陷害他。中常侍张逵、蘧政、杨定等人和皇帝身边的人合起伙来,一起诬陷梁商和中常侍曹腾、孟贲,说:“他们想召集各王子,谋划着废立皇帝,应该把梁商他们抓起来治罪。”皇帝说:“大将军父子是我亲近的人,曹腾、孟贲是我信任的人,肯定不会干这种事,肯定是你们嫉妒他们。”张逵他们知道皇帝不信他们的话,害怕了,就假传圣旨,在宫里把曹腾、孟贲抓起来了。皇帝听说后,气得不行,赶紧让宦官李歙去把曹腾、孟贲放了,还把张逵他们抓进了监狱。
评论
永和二年至三年的历史,延续了东汉中期“治乱交织”的困局。这一时期,边疆叛乱与内部权斗相互纠缠,士大夫的理性建言与权贵的短视行为激烈碰撞,既展现了王朝局部自救的可能性,也暴露了制度性崩坏的不可逆性。
边疆治乱:局部破局难掩整体颓势
这两年的边疆局势呈现“局部平息与深层危机并存”的特点。
武陵蛮与白马羌的平定:永和二年,武陵蛮二万围充城、八千寇夷道,太守李进“破平之”后,通过“简选良吏,抚循蛮夷”实现郡境安定;广汉属国都尉也击破白马羌。这些胜利依赖于“军事镇压+安抚治理”的组合策略,证明边疆叛乱并非不可控,关键在于地方官是否具备“恩威并施”的能力。
象林蛮叛乱的连锁反应:与武陵形成对比的是交趾象林蛮区怜的叛乱。交趾刺史樊演发交趾、九真兵救援,却因“兵士惮远役”引发兵变,反被叛军攻击,导致“蛮势转盛”。这场叛乱的扩大,暴露了东汉边疆治理的结构性缺陷——过度依赖军事征调,忽视士兵权益(如远役无还期),最终“以暴制暴”演变为“兵叛助敌”。
李固针对象林蛮叛乱的“七不可”谏言,堪称东汉边疆政策的“清醒剂”。他反对征发荆、扬、兖、豫四州兵赴援,理由直击要害:荆扬有盗贼、武陵蛮未平,征发必引发新乱(不可一);士兵远役万里、死亡率高(四五成),必致叛亡(不可二、三);军费消耗巨大(米六十万斛),得不偿失(不可五);且“发将无益”,前例证明州郡官更可靠(如张乔平益州羌)。最终,朝廷采纳其建议,任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二人“开示慰诱”“单车入贼中”,竟以和平方式平定叛乱。这一案例印证了李固的核心主张:边疆治理的关键在“人”(选任勇略仁惠的地方官)与“策”(以夷制夷、恩威并施),而非单纯依赖中央大军。
然而,这种“局部破局”难以复制到全局。东汉后期,地方官的选拔越来越受制于外戚、宦官,像李进、祝良这样的能吏只是少数,更多人要么贪暴激反,要么无能避战,边疆的暂时安定终究是“个案侥幸”。
权斗升级:宦官与外戚的“暗战”与反噬
这一时期的内部权斗,围绕“宦官集团的分化”与“外戚梁商的自保”展开,矛盾更趋隐蔽却也更凶险。
山阳君宋娥案的余波:永和二年,山阳君宋娥因“构奸诬罔”被夺印绶,黄龙等九侯因“更相赂遗”被遣就国,这看似是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实则是权斗的“表面清理”。宋娥是顺帝乳母,九侯多为“十九侯”成员(参与拥立顺帝的宦官),他们的失势并非因“贪腐”,而是卷入了新的权力洗牌——可能与外戚梁商的排挤有关。但这种打击并未动摇宦官集团的根基,反而让幸存者(如张昉、曹节)更警惕,加速了宦官与外戚的暗中对抗。
梁商的“柔术”与隐患:大将军梁商深知宦官势大,采取“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的妥协策略,试图以联姻、结好缓和矛盾。但这种“柔术”本质是纵容——梁冀的残暴(如杀吕放、灭其族)已暴露,梁商却不约束,反而与宦官周旋,最终导致宦官“忌其宠,反欲陷之”。永和三年,中常侍张逵等诬告梁商与曹腾、孟贲“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虽因顺帝信任而失败(帝曰“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却预示着外戚与宦官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梁商的“妥协”不过是推迟了爆发时间。
良贺的“清俭”与宦官群体的堕落:大长秋良贺是这一时期罕见的“清俭退厚”的宦官,当皇帝令举武猛时,他以“无知人之明,未尝交加士类”为由拒绝推荐,坦言“得臣举者,匪荣伊辱”。这种自守反衬出宦官群体的整体堕落——“竞卖恩势”成为主流,良贺的清醒只能是“异类的孤独”,无法改变宦官专权的本质。
士大夫的坚守与困境:从李固到左雄的“制度洁癖”
士大夫群体在这一时期的抗争,呈现出“以制度对抗权术”的特点,但收效有限。
李固的全局视野:李固不仅在边疆政策上展现远见,更在朝堂上持续发声。他反对征发四州兵、力保王龚(此前被宦官诬陷),始终以“制度合理性”为出发点,试图以理性决策取代权贵专断。他的“七不可”论证逻辑严密,从民生、军费、士气等多维度驳斥短视政策,展现了士大夫“经世致用”的精神。
左雄与周举的“公义之争”:尚书令左雄荐周举为尚书,后自己任司隶校尉时,荐曾“坐臧受罪”的冯直“任将帅”,周举立即劾奏左雄。左雄辩解“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周举反驳“不使君选贪污也”。最终左雄认错:“是吾之过也!”这场争执的意义远超个人恩怨——它彰显了部分士大夫对“选官标准”的坚守:即便是“武猛”,也不能突破“清廉”底线,制度的严肃性不容妥协。
然而,士大夫的“制度洁癖”在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左雄、周举的“公义之争”只是个案,更多时候,选官标准被权贵践踏(如梁冀杀吕放后仍稳坐河南尹);李固的边疆良策虽被采纳,却无法推广到全国(因地方官选拔权仍在权贵手中)。更根本的困境在于:士大夫缺乏独立的权力基础,只能依附皇权或外戚,而皇权早已被宦官、外戚裹挟,他们的抗争如同“以卵击石”。
灾异与反思:天谴警示的失效
这一时期仍有地震(京师、金城、陇西)、日食等灾异,但朝廷的反应越来越麻木。永和二年四月京师地震后,仅以“山阳君宋娥案”作为“回应天谴”的象征性动作;三年连续地震,竟无任何改革举措。这标志着“天人感应”思想的政治约束力在减弱——当权贵们发现“天谴”不会直接威胁自身利益,便不再伪装“悔过”,灾异最终沦为史书上的平淡记载,失去了推动改革的功能。
结语:妥协与侥幸下的衰亡惯性
永和二至三年的历史,揭示了东汉衰亡的深层逻辑:王朝并非没有“破局之策”(如李固的边疆方案、李进的安抚策略),也不缺“守义之士”(如左雄、周举、良贺),但制度性的腐败已让“正确的选择”成为偶然,“错误的决策”成为常态。
梁商对宦官的妥协、顺帝对权贵的纵容、士大夫抗争的孤立无援,共同构成了“衰亡惯性”:即便局部问题能靠个别能吏暂时解决,整体的权力结构却在持续溃烂。象林蛮的平定靠李固、祝良的智慧,武陵的安定靠李进的治理,但这些都无法改变“宦官卖官、外戚擅权”的底色。
当“个案的清明”无法扭转“制度的浑浊”,东汉的灭亡便只是时间问题。永和三年的暂时平静,不过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短暂喘息——梁冀的野心正在膨胀,宦官的怨恨正在积累,而士大夫的力量,已在一次次妥协中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