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己卯年)
春天正月庚辰日,张逵等人被依法处死。这事儿还牵连到了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皓,他俩也都被判了死刑。因为这案子受牵连的人越来越多,连在位的大臣都被波及。梁商担心有很多人被冤枉,就给皇帝上奏章说:“按照《春秋》的道理,功劳要归于主帅,治罪也只针对首恶。一旦大的案件开启,无辜受牵连的人太多,死囚长时间被关押,小问题也会变成大麻烦,这不利于营造和谐气氛,也没法让政治平稳、教化施行啊。应该早点结案,别再没完没了地抓人了。”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只给确实有罪的人定了罪。二月,皇帝打算让梁商的小儿子虎贲中郎将梁不疑当步兵校尉。梁商赶紧上书推辞说:“不疑还是个孩子呢,一下子就处在成人担任的职位上不合适。以前晏平仲推辞鄁殿的封地来守住自己的财富,公仪休不接受别人送的鱼来保住自己的地位。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希望能在圣明的时代稳固自家的福禄啊!”于是皇帝就改任梁不疑为侍中、奉车都尉。
三月乙亥日,京城发生地震。
烧当羌的那离等人又造反了。夏天四月癸卯日,护羌校尉马贤去讨伐,把那离给杀了,还斩获了一千二百多个敌人的首级。
戊午日,皇帝大赦天下。
五月戊胡日,封已故济北惠王刘寿的儿子刘安为济北王。
秋天八月,太原发生旱灾。
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庚辰年)
春天二月戊申日,京城又地震了。
南匈奴的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人造反,进攻西河,还拉拢右贤王一起合兵围攻美稷,把朔方、代郡的长官都杀了。夏天五月,度辽将军马续和中郎将梁并等人,调集边境的军队以及羌人、胡人,总共两万多人突然出击,把他们打败了。可吾斯等人又重新聚集起来,攻占了不少城邑。皇帝派人去责备单于,单于本来没参与谋反,就脱帽离开营帐,到梁并那儿去谢罪。后来梁并因为生病被召回,五原太守陈龟接替他当中郎将。陈龟觉得单于管不住手下,就逼单于和他弟弟左贤王自杀了。陈龟还想把单于的近亲迁到内地的郡,这让那些投降的人心里又开始犯嘀咕。结果陈龟因此事被关进监狱,还被免了职。
大将军梁商给皇帝上奏章说:“匈奴叛乱,他们自己也知道罪大恶极。走投无路的鸟和被困的野兽都知道求生,何况匈奴人丁兴旺,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干净。现在运输物资的耗费一天天增加,军队疲惫不堪,把国内的资源都拿去供应边境,这对咱们国家可没好处。度辽将军马续向来有谋略,而且管理边境事务很长时间了,深知用兵之道。每次收到马续的信,他的策略都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马续深挖壕沟、高筑壁垒,用恩德和诚信去招降匈奴人,明确悬赏,讲好条件。这样的话,那些叛逆就能归服,国家也就太平无事了。”皇帝听了他的建议,下诏让马续去招降反叛的匈奴人。梁商又写信给马续等人说:“咱们国家安定太久了,都很久没打仗了。匈奴擅长在野外集结精锐骑兵,短兵相接,当机立断决胜,这是他们的长处,却是咱们的短处;咱们靠强弩守卫城池,坚守营垒,等待敌人衰弱,这是咱们的长处,却是匈奴的短处。咱们应该先发挥自己的长处,再观察局势变化,设置悬赏,表明只要他们反悔投降就既往不咎,可千万别贪图小功劳而坏了大局。”于是右贤王部的抑鞮等一万三千人都到马续那儿投降了。
己丑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
当初,那离等人被平定后,朝廷任命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来机他们天性残暴苛刻,经常骚扰百姓、征调物资,结果且冻、傅难种的羌人就造反了,攻打金城,还联合其他杂种羌人、胡人,大肆侵犯三辅地区,杀害当地长官。来机和刘秉都因此被召回。于是朝廷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骑都尉耿叔为副将,率领左右羽林军、五校士以及各州郡的士兵共十万人,驻扎在汉阳。
九月,朝廷下令让扶风、汉阳两地修筑三百座陇道坞堡,安排士兵驻守。
辛未日,太尉王龚因为年老多病被免职。
且冻羌人进攻武都,还烧毁了陇关。
壬午日,任命太常桓焉为太尉。
匈奴句龙王吾斯等人拥立车纽为单于,东边联合乌桓,西边收纳羌人、胡人等几万人,攻破了京兆虎牙营,杀了上郡都尉和军司马,接着在并、凉、幽、冀四个州烧杀抢掠。朝廷只好把西河的治所迁到离石,上郡治所迁到夏阳,朔方治所迁到五原。十二月,派匈奴中郎将张耽率领幽州、乌桓各郡的营兵攻打车纽等人,在马邑交战,斩杀了三千敌人,还俘虏了很多人。车纽请求投降,但吾斯还是带着他的部下和乌桓人继续抢劫。
当初,皇帝命令马贤去讨伐西羌,大将军梁商觉得马贤年纪大了,不如太中大夫宋汉合适,可皇帝没听他的。宋汉是宋由的儿子。马贤到了军中,却一直拖延不进军。武都太守马融给皇帝上奏章说:“现在杂种羌人到处抢劫,应该趁他们还没完全联合起来,赶紧派兵深入,击破他们的党羽。可马贤他们却在各个地方停留不前。羌人、胡人老远就能看到尘土、听到声音,要是他们现在逃跑躲避,绕到咱们后面,肯定会侵犯三辅地区,给老百姓带来大灾难。我愿意带领马贤不愿意用的五千关东兵,只要给我个部队的名号就行,我会竭尽全力激励士兵,身先士卒,三十天内,肯定能打败羌人。我还听说吴起当将军的时候,天热不撑伞,天冷不穿皮衣。现在马贤在野外驻扎,帐篷里摆满了各种美食,还有儿子、侍妾伺候,这和古人的做法完全相反。我担心马贤他们只守着一座城,说要攻打西边,羌人却从东边出来了,而且他的将士们也会受不了这种待遇,肯定会出现像高克带领的军队那样溃败反叛的情况。”安定人皇甫规也看出马贤不操心军事,料定他肯定会失败,就给皇帝上书说明情况。但朝廷对他们的建议都没采纳。
评论
永和四年至五年的历史,如同东汉王朝的“病情诊断书”,边疆的全面失控、权斗的残酷升级与决策层的昏聩形成共振,清晰地显示出:这个王朝的“病灶”已从局部溃烂蔓延至全身,即便有零星的理性声音,也难以阻挡其滑向崩溃的惯性。
权斗的代价:从“首恶必究”到“滥捕牵连”的治理失能
永和四年正月,中常侍张逵等人因“矫诏收缚曹腾、孟贲”被诛,案件牵连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皓等,甚至“延及在位大臣”。这场清洗本是皇权对宦官内斗的处置,却险些演变为“大狱”。幸亏大将军梁商以《春秋》“罪止首恶”为由上疏,劝皇帝“早讫章,以止逮捕之烦”,才避免无辜者被株连。梁商的妥协(“功在元帅,罪止首恶”)虽有自保成分,却也暴露了东汉司法的致命缺陷——权斗一旦爆发,便容易突破“法治”底线,沦为“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清洗。
梁商随后辞让儿子梁不疑的“步兵校尉”之职,自比“晏平仲辞鄁殿”,看似“谦恭”,实则是外戚在权斗中的生存策略。这种“以退为进”无法改变本质:外戚与宦官的矛盾已深植于权力结构,任何“缓和”都只是暂时的,而每一次权斗的余波,都会消耗朝廷处理实际政务的精力,让边疆、民生等问题被进一步搁置。
边疆全面失控:从“局部叛乱”到“多线溃败”
这两年的边疆局势,堪称东汉由“维稳”转向“溃败”的转折点,匈奴、羌人、乌桓的叛乱形成“多线联动”,彻底撕碎了边防体系。
南匈奴的反噬:永和五年,句龙王吾斯、车纽等反叛,招诱右贤王、乌桓、羌胡等,形成数万人的联军,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寇掠并、凉、幽、冀四州。朝廷被迫迁徙西河、上郡、朔方治所(如西河从平定迁离石),等于放弃了原有的边防据点。这场叛乱的扩大,与地方官的处置失当直接相关:中郎将陈龟逼迫南单于及其弟自杀,又欲迁徙其近亲,彻底激化了矛盾——本“不预谋”的单于被逼反,降者“更狐疑”,印证了“以暴制暴”只会“逼顺为逆”。
羌患的燎原之势:羌人的叛乱从“零星反抗”升级为“大规模寇掠”。且冻、傅难种羌因并州刺史来机、凉州刺史刘秉“天性虐刻”而反,攻破金城,寇掠三辅(关中),甚至“烧陇关”。朝廷派马贤率十万人屯汉阳,却因马贤“稽留不进”“珍肴杂遝,儿子侍妾随行”而错失战机。马融、皇甫规先后警告:马贤的拖延会让羌人“侵寇三辅”,其奢靡会导致“将士不堪命”,但朝廷“皆不从”,最终使羌患成为“心腹大害”。
梁商针对匈奴叛乱的策略(“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务先所长(守城)以观其变”)本是务实之举,也确实招降了右贤王部万余人,但这种局部成效被整体的军事无能抵消——马贤在西线的拖沓、陈龟在北线的激进,让“招降”的努力沦为“纸上谈兵”。边疆的全面失控,本质是“中央决策失误+地方官暴虐+将领无能”的叠加结果,而这三者的根源,都指向朝廷的腐败:来机、刘秉靠关系上位,马贤因资历被偏袒,陈龟虽有勇却无谋,真正有远见的马融、皇甫规反被忽视。
士大夫的预警与朝廷的迟钝:理性声音的边缘化
这一时期,士大夫的预警如同“末世警钟”,却始终无法穿透权贵的壁垒。
马融弹劾马贤:作为武都太守,他目睹羌人叛乱的蔓延,直言马贤“处处留滞”会让羌人“漏出其后,侵寇三辅”,甚至主动请缨“用关东兵五千,三旬必克”,展现出军事才能与担当。但朝廷对其建议“不从”,反而纵容马贤继续屯兵不前。
皇甫规预判溃败:安定人皇甫规仅为布衣,却能“审其必败”,上书揭发马贤“不恤军事”的弊端,却同样被无视。这种“草泽之见”胜过“庙堂之策”的反差,暴露了东汉选官制度的僵化——人才的升降不取决于能力,而取决于与外戚、宦官的关系。
梁商的有限清醒:作为大将军,梁商至少意识到“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主张对匈奴“以守为攻+招降”,反对盲目用兵。他写给马续的信(“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准确把握了汉与匈奴的优劣对比。但他的局限在于:既不敢触动马贤等旧将的利益(明知其老却无法更换),也无力约束来机、刘秉等酷吏,最终只能“以文书谋策”而无法左右战局。
士大夫的无力,本质是“制度性失语”:他们的谏言缺乏畅通的上传渠道,即便抵达皇帝案头,也会被外戚、宦官的意见淹没。马融、皇甫规的预警越精准,越反衬出朝廷的迟钝与腐朽。
灾异与应对:从“天人感应”到“麻木不仁”
永和四年三月、五年二月的两次京师地震,以及五年五月的日食,在“天人感应”的语境下本应引发深刻反思,但朝廷的应对仅有“赦天下”(四年四月)的形式主义动作,无任何实质改革。这种“灾异脱敏”现象,标志着东汉皇权的“合法性叙事”已趋于破产——当皇帝和权贵不再相信“天谴”的威慑,当士大夫的“借灾言政”失去效力,这个王朝便只剩下“得过且过”的苟延残喘。
结语:溃败的加速度与无可挽回的颓势
永和四至五年的两年,是东汉边疆体系全面崩溃的起点。匈奴、羌人、乌桓的多线叛乱,并非单纯的“外族入侵”,而是内部治理失败的“外部爆发”——地方官的暴虐逼反了顺民,将领的无能纵容了叛乱,朝廷的昏聩错失了平叛时机,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外戚与宦官对权力的垄断,是选官制度对人才的排斥。
梁商的“守成之策”、马融的“主动出击之请”、皇甫规的“溃败预警”,都证明东汉并非没有破局的智慧,却因制度的腐朽而无法施行。当“正确的策略”被“错误的人”否决,当“局部的清醒”无法对抗“整体的昏聩”,东汉的灭亡便不再是“意外”,而是“历史的必然”。永和五年的冬天,当羌人“烧陇关”、匈奴寇掠四州时,这个王朝的命运,早已写在了漫天烽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