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六年(公元141年,辛巳年)
春天正月丙子日,征西将军马贤和且冻羌在射姑山干了一仗,结果马贤的军队大败,马贤和他两个儿子都战死了,这下东羌和西羌就彻底合到一块儿了。闰月的时候,巩唐羌跑来侵犯陇西,接着又打到了三辅地区,把皇家园陵都给烧了,还对当地的官吏和百姓烧杀抢掠。
二月丁巳日,在营室星座附近出现了彗星。
三月上巳节,大将军梁商大宴宾客,地点就在雒水边上。酒喝得差不多了,又接着唱起了《韭露之歌》。从事中郎周举听到后,忍不住感叹说:“这可真是该高兴的时候不高兴,该难过的时候不难过,时间和场合都不对啊,恐怕灾祸要来了!”
武都太守赵冲去追击巩唐羌,斩杀了四百多人,还招降了两千多人。皇帝下诏让赵冲统领河西四郡的兵力,负责调度指挥。
安定的上计掾皇甫规给皇帝上奏章说:“我这些年啊,多次给朝廷提些建议。在羌人还没造反的时候,我就料到他们会反;马贤刚出兵,我就知道他肯定会败。我说的这些都被后来的事证实了,都是有迹可循的。我常常想,马贤他们带着大军都四年了,一点成果都没有,光军费就花了百亿之多,这些钱可都是从老百姓那儿来的,最后却进了那些奸诈官吏的腰包。所以江湖上好多人没办法,都去当盗贼了,青州、徐州那边又闹饥荒,老百姓只能带着孩子四处流亡。羌人之所以反叛,不是因为国家太平,而是边疆将领没安抚好他们。平常没事的时候,这些将领就对羌人欺压残暴;为了贪图小利,结果招来大祸。稍微有点小胜利,就虚报杀敌数量;打了败仗,就隐瞒不说。士兵们又累又怨,还被那些狡猾的官吏折腾,往前打仗不能痛痛快快地立战功,往后又不能吃饱穿暖保全性命,好多人饿死在沟渠里,尸骨暴露在荒野。大家只看到朝廷军队出征,却没听到打胜仗凯旋的消息。羌人的首领们伤心落泪,又惊又怕,所以才会反叛,而且一叛就是好几年,我想到这些就捶胸顿足,叹息不止啊!我希望陛下能给我两营和二郡那些驻守吃粮的五千士兵,我出其不意地出击,和赵冲前后配合。当地的地形山谷,我都很熟悉;用兵的巧妙方法,我也有经验。这样做,既不用陛下您多费心思赐印授官,也不用赏赐财物,往大了说可以消除祸患,往小了说也能招降羌人。要是陛下觉得我年纪轻、官职小,不能胜任,您看看那些打败仗的将领,他们官爵可不低,年纪也不小啊。我怀着无比诚恳的心情,冒死向您陈述我的想法!”但皇帝没采纳他的建议。
庚子日,司空郭虔被免职。丙午日,任命太仆赵戒为司空。
夏天,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度辽将军马续带着鲜卑人到谷城,在通天山攻打乌桓,把乌桓打得大败。
巩唐羌又去侵犯北地。北地太守贾福和赵冲去抵挡,结果没打赢。
秋天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重,他告诫儿子梁冀等人说:“我活着的时候没能给朝廷帮上什么大忙,死了怎么能再浪费国家的钱财呢!那些陪葬用的衣服被子、嘴里含的东西、玉匣、珠贝之类的,对我这把朽骨头有什么用!还搞得百官忙碌,路上热闹繁华,只会增加尘土污垢罢了。这些都应该推辞掉。”丙辰日,梁商去世,皇帝亲自来参加葬礼。他的儿子们想听从父亲的教诲,可朝廷不同意,还赏赐了东园制作的棺材,以及用银镂、黄肠、玉匣等珍贵物件。到下葬的时候,又赐给轻车、甲士,皇后还亲自送葬。皇帝到宣阳亭,远远地望着送葬的车队。壬戌日,任命河南尹、乘氏侯梁冀为大将军,梁冀的弟弟侍中梁不疑为河南尹。
臣司马光说:汉成帝不会选拔任用贤能的人,把政权交给外戚,这已经够糊涂的了;但他还知道王立没什么才能,弃而不用。汉顺帝把大权交给外戚梁氏,梁冀向来就顽劣凶残、凶狠暴虐,却还让他继承父亲的职位,最后梁冀做出叛逆的事,把汉朝都搅得动荡不安;和汉成帝比起来,汉顺帝更糊涂啊!
当初,梁商病重的时候,皇帝亲自去探望,问他有什么遗言。梁商回答说:“我的从事中郎周举,为人清高、忠诚正直,可以委以重任。”于是皇帝任命周举为谏议大夫。
九月,各个羌族部落又去侵犯武威。
辛亥日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发生了日食。
冬天十月癸丑日,因为羌人到处侵扰,凉州地区人心惶惶,朝廷就又把安定郡的治所迁到扶风,北地郡的治所迁到冯翊。十一月庚子日,任命执金吾张乔代理车骑将军的事务,带领一万五千士兵驻扎在三辅地区。
荆州那边盗贼四起,一年了都没平定下来。朝廷就任命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为荆州刺史。李固到任后,派官吏去慰问当地百姓,赦免了盗贼之前犯下的罪行,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于是盗贼首领夏密等人带着六百多个头目和党羽,自己绑着自己来投降认罪,李固都原谅了他们,让他们回去,还让他们去招集其他盗贼,同时向他们展示法律的威严。半年时间,其他盗贼都投降了,荆州境内恢复了太平。李固又上奏弹劾南阳太守高赐等人贪污腐败。高赐等人给大将军梁冀送了很多贿赂,梁冀就为他们发文书到千里之外为其开脱,可李固追查得更紧了,梁冀没办法,就把李固调到泰山当太守。当时泰山盗贼聚集好多年了,郡里经常派一千多士兵去围剿,都没办法制服。李固到了之后,把这些士兵都遣散回家务农,只挑选留下了一百多个能打仗的,用恩德和诚信去招抚引诱盗贼。不到一年,盗贼就都散去了。
评论
永和六年的历史,是东汉王朝加速坠落的关键节点。这一年,军事惨败、外戚专权、边疆崩坏与内政失序相互交织,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引发连锁反应,而梁冀的崛起更埋下了颠覆汉室的隐患,尽显王朝末路的悲凉。
军事溃败:从“射姑山之败”到边疆体系的彻底崩塌
永和六年的军事灾难,以征西将军马贤在射姑山的惨败为标志,成为压垮东汉边防的最后一根稻草。
羌患的全面失控:正月,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不仅全军覆没,自身及二子皆战死。这场惨败直接导致“东、西羌遂大合”,羌人联盟形成后,势力席卷陇西、三辅,甚至“烧园陵,杀掠吏民”,将战火燃至帝国核心区域。马贤之败并非偶然,此前皇甫规已多次预警其“拥众四年,未有成功”“军士劳怨,困于猾吏”,军费“百亿计”却中饱私囊,士兵“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当一支军队的士兵连温饱都无法保障,将领却只顾虚报战功、中饱私囊,其溃败不过是时间问题。
边防的全面收缩:面对羌人寇掠武威、匈奴与乌桓的持续威胁,朝廷被迫再次收缩防线——安定郡迁至扶风,北地郡迁至冯翊,等于彻底放弃了西北边防的前沿阵地。这种“以退为守”的策略,看似无奈,实则暴露了东汉军事体系的致命缺陷:既无能力主动出击,又无法坚守防线,只能在“溃败—迁徙—再溃败”的循环中消耗国力。
皇甫规的上疏堪称“血泪控诉”。他直击军弊:边将“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胜则虚报首级,败则隐匿不报;士兵“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最终逼得“江湖之人,群为盗贼”。他自请率军五千平叛,却因“年少官轻”被朝廷无视。这种“有识之士被弃用,无能之辈居高位”的局面,正是东汉军事溃败的根源。
外戚专权:梁冀崛起与皇权的彻底旁落
大将军梁商的去世,成为东汉权力结构的转折点——温和妥协的外戚退场,残暴跋扈的梁冀上位,标志着外戚专权进入最黑暗的阶段。
梁商的“伪善”与梁冀的“凶暴”:梁商临终前“敕子冀等”薄葬,看似“谦恭”,却默许儿子梁冀多年的残暴(如杀吕放、灭其族);他向皇帝推荐周举,试图留下“贤臣”形象,却从未约束梁冀的恶行。这种“表面贤明、实质纵容”的态度,为梁冀的崛起铺平了道路。梁冀接任大将军后,其“顽嚚凶暴”的本性彻底暴露,而顺帝竟“使之继父之位”,正如司马光所言,顺帝比成帝更昏聩——成帝至少能弃用无能的外戚王立,顺帝却将大权交给“着于平昔”的暴徒,最终“荡覆汉室”。
皇权的“自弃”:顺帝对梁冀的纵容,本质是皇权的自我放弃。东汉中后期,皇帝多依赖外戚对抗宦官,却陷入“引狼驱虎”的循环:梁冀掌权后,既压制宦官,也架空皇权,形成“外戚独大”的局面。梁商去世后,顺帝不仅未收回权力,反而加速放权,这种“不作为”让朝廷彻底失去了制衡外戚的力量。
士大夫的微光与现实的黑暗:李固与皇甫规的孤立抗争
在整体崩坏的局势中,士大夫的个别努力如同“黑暗中的微光”,却难以照亮全局。
李固的“以德平乱”:荆州盗贼“弥年不定”,李固任刺史后,不依赖军事镇压,而是“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让贼帅夏密等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并遣其“自相招集”,半年内便平定荆州。他的策略核心是“恩威并施”——以宽恕瓦解反抗,以法治约束行为,证明即便在乱世,“德政”仍有其效力。但这种成功是局部的,当他弹劾南阳太守高赐等贪腐时,因触及梁冀利益,被调任泰山太守,可见士大夫的作为始终受制于权贵。
皇甫规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皇甫规多次上疏直言时弊,从预警马贤必败到自请平叛,始终以“救时”为己任。他的呐喊揭示了东汉衰亡的核心:不是外敌太强,而是内部太腐。但朝廷对其“不胜至诚”的上书“不能用”,反映出士大夫的理性已无法穿透权贵编织的利益网络。
灾异与异象:天谴叙事的失效
这一年,星孛于营室、日食等“灾异”频发,大将军梁商宴饮时竟“继以《韭露之歌》”(哀悼死者的挽歌),被周举斥为“哀乐失时,殃将及乎”。这些异象与失序,在“天人感应”的语境下本是“天谴”的强烈信号,却未能唤醒朝廷。当统治者对“天谴”麻木不仁,对士大夫的预警充耳不闻,这个王朝的精神支柱已然崩塌。
结语:崩塌的开始与无可挽回的命运
永和六年是东汉从“衰落”转向“崩塌”的临界点。射姑山之败标志着军事体系的崩溃,梁冀上位标志着权力结构的彻底腐朽,边疆迁徙标志着国防策略的全面破产,而李固、皇甫规的孤立成功,则反衬出整个体制的无可救药。
这一年的历史证明:东汉的衰亡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偶然事件,而是军事腐败、外戚专权、皇权昏聩、士大夫失语等多重病症的总爆发。梁冀的崛起如同一个明确的路标,指向未来“荡覆汉室”的结局,而顺帝的纵容,则为这个结局按下了加速键。当一个王朝既无能力抵御外患,又无勇气革新内政,更无智慧约束权贵时,它的命运便只剩下——在无尽的混乱与动荡中,走向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