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癸酉年）
春天，正月甲寅初一，发生了日食。
丁卯日，朝廷大赦天下。
曹操的军队驻扎在鄄城。袁术被刘表逼得没办法，带着军队驻扎在封丘，黑山军的分支以及匈奴的于扶罗都归附了他。曹操出兵打败了袁术的军队，接着就包围了封丘。袁术逃到襄邑，又跑到宁陵。曹操一路追击，连续打败袁术。袁术没办法，只能逃到九江，可扬州刺史陈瑀不让袁术进城。袁术只好退守阴陵，在淮北集结兵力，然后又向寿春进发。陈瑀害怕了，逃回下邳，袁术就趁机占据了扬州，还自称徐州伯。李傕想拉拢袁术作为外援，就封袁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并让他持符节。
袁绍和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连续打了两年仗，两边的士兵都疲惫不堪，粮食也都吃完了，只能去抢老百姓的，搞得野外连青草都不剩。袁绍让自己的儿子袁谭当青州刺史，田楷和袁谭交战，没打赢。正好赵岐来调解关东诸侯的矛盾，公孙瓒就和袁绍讲和，各自带兵回去了。
三月，袁绍在薄落津。魏郡士兵造反，和黑山贼于毒等几万人一起攻占了邺城，杀了邺城的太守。袁绍只好回兵驻扎在斥丘。
夏天，曹操把军队撤回定陶。
徐州治中、东海人王朗和别驾、琅邪人赵昱劝刺史陶谦说：“想要在诸侯中树立威望，不如去为朝廷效力。如今天子在西边的长安，咱们应该派使者去进贡。”陶谦就派赵昱带着奏章到长安。朝廷下诏任命陶谦为徐州牧，加封为安东将军，封溧阳侯。还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王朗为会稽太守。那时候，徐州地区百姓富足，粮食也比较充足，很多流民都来归附。但陶谦却信任那些喜欢进谗言的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也不好好治理刑罚和政务，徐州就慢慢开始乱了。许劭到广陵避难，陶谦对他很客气，待遇优厚，可许劭却对自己的门徒说：“陶恭祖（陶谦字恭祖）这人，表面上追求名声，实际上并非真心。他现在对我虽然好，但这种情况肯定不会长久。”于是就离开了。后来陶谦果然抓捕了很多外地来的士人，大家这才佩服许劭有先见之明。
六月，扶风下了一场大冰雹。
华山发生了山崩。
太尉周忠被免职，朝廷任命太仆朱俊为太尉，总领尚书事务。
下邳的阙宣聚集了几千人，居然自称天子，陶谦把他杀了。
天下起了大雨，昼夜不停地下了二十多天，很多百姓的房屋都被洪水冲毁了。
袁绍出兵到朝歌鹿肠山，去讨伐于毒，围攻了五天，把于毒打败了，杀了于毒和他的部下一万多人。之后袁绍顺着山势向北进军，攻打其他山贼，像左髭丈八这些人，都被他杀了。又攻打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人，又杀了好几万人，把他们的营地都给屠了。接着，袁绍和黑山贼张燕以及四营屠各、雁门乌桓在常山交战。张燕有几万精兵，几千骑兵。袁绍和吕布一起攻打张燕，连续打了十几天，张燕的士兵死伤很多，但袁绍的军队也疲惫不堪，双方就都撤兵了。
吕布的将士大多残暴蛮横，袁绍很头疼。吕布就请求回洛阳。袁绍以朝廷的名义让吕布兼任司隶校尉，还派了些壮士护送吕布，其实暗中想杀了他。吕布让人在营帐中弹奏古筝，自己则偷偷溜走了。那些负责护送并准备暗杀他的人夜里起来，把营帐和被子砍得稀烂。第二天早上，袁绍听说吕布还活着，吓得赶紧关闭城门，加强防守。吕布带着军队又去投奔张杨。
前太尉曹嵩在琅邪避难，他儿子曹操让泰山太守应劭去接他。曹嵩带着一百多车的财物，陶谦的部将驻守阴平，这些士兵贪图曹嵩的财宝，就在华县和费县之间突袭了曹嵩，把他和小儿子曹德都杀了。秋天，曹操带兵攻打陶谦，攻下了十几座城，一直打到彭城，双方展开大战，陶谦战败，逃到郯县坚守。当初，京城洛阳遭受董卓之乱，很多百姓往东流亡，大多都去了徐州。曹操到了之后，在泗水边上活埋了男女老少几十万口人，以至于泗水都被堵住不流了。曹操攻打郯县没打下来，就离开了，转而去攻打应县、睢陵、夏丘，所到之处都进行屠杀，鸡犬不留，整个城邑都看不到行人了。
冬天，十月辛丑日，京城发生地震。
天市星区出现了彗星。司空杨彪被免职。丙午日，朝廷任命太常赵温为司空，总领尚书事务。
刘虞和公孙瓒一直合不来，公孙瓒多次和袁绍互相攻打，刘虞禁止他，根本没用，还逐渐减少对公孙瓒军队物资的供应。公孙瓒很生气，多次违抗刘虞的命令，还去侵犯百姓。刘虞没办法控制他，就派使者带着奏章向朝廷陈述公孙瓒残暴掠夺的罪行，公孙瓒也上奏章说刘虞不给他充足的粮草。双方的奏章在朝廷来来往往，互相指责，朝廷也只能和稀泥。公孙瓒就在蓟城东南边修了座小城，自己住在那里。刘虞多次邀请公孙瓒见面，公孙瓒总是称病不去。刘虞担心公孙瓒最终会叛乱，就率领自己的部队，凑了十万人去讨伐他。当时公孙瓒的部队都分散在外面，仓促之下，他挖掘东城想逃跑。刘虞的士兵没有什么组织纪律，也不熟悉打仗，而且刘虞爱护百姓的房屋，下令不许焚烧，还告诫士兵说：“不要伤害其他人，只杀公孙瓒（字伯珪）就行了。”结果没能攻下公孙瓒的营地。公孙瓒就挑选了几百个精锐士兵，趁着风势放火，直接冲了出去，刘虞的军队一下子就溃败了。刘虞和下属往北逃到居庸关，公孙瓒追击，攻打了三天，居庸关城被攻破，公孙瓒抓住了刘虞和他的妻子儿女，带回蓟城，还让刘虞继续处理州里的文书。正好朝廷派使者段训来给刘虞增加封邑，让他督管六个州的事务；任命公孙瓒为前将军，封易侯。公孙瓒就诬陷刘虞之前和袁绍等人谋划称帝，胁迫段训在蓟城的集市上把刘虞和他的妻子儿女都杀了。原常山相孙瑾、属官张逸、张瓒等人，一起跑到刘虞身边，大骂公孙瓒，然后和刘虞一起赴死。公孙瓒把刘虞的首级送到京城，刘虞以前的下属尾敦在路上劫下刘虞的首级，回去安葬了。刘虞因为待人宽厚，深得人心，北方各州的百姓，不论是本地人还是流亡来的，没有不痛惜他的。
当初，刘虞想派使者带着奏章去长安，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大家都说：“右北平的田畴，二十二岁，虽然年轻，但有奇才。”刘虞就备下厚礼，请田畴做自己的属官。准备好车马正要出发，田畴说：“现在道路不通，到处都是贼寇，如果以官方使者的身份去，很容易被人盯上。我希望以私人身份去，只要能把奏章送到就行。”刘虞同意了。田畴就自己挑选了二十个门客，一起上了西关，出了边塞，沿着北山走，直奔朔方，然后从小路到了长安，完成了使命。朝廷下诏任命田畴为骑都尉。田畴觉得天子还流亡在外，局势不安定，自己不能接受这份荣耀，坚决推辞不接受。得到朝廷的回复后，他赶紧往回赶，等回到的时候，刘虞已经死了。田畴到刘虞墓前祭拜，把朝廷的回复和自己的奏章拿出来展示，哭了一场后才离开。公孙瓒知道后很生气，悬赏捉拿田畴，抓到后问他：“你为什么不把奏章的回复给我看？”田畴说：“汉室衰落，很多人都心怀异心，只有刘公（刘虞）没有失去忠诚的气节。奏章回复里说的话，对将军您可不好听，我怕您不爱听，所以就没给您看。而且将军您杀了没有罪过的君主，又把坚守忠义的臣子当成仇人，我担心燕、赵之地的义士都会跳到东海里自杀，没人愿意追随您了。”公孙瓒听了，就把他放了。
田畴回到北方的无终县，带着宗族以及其他依附他的几百人，清扫土地，立下盟誓说：“不报仇雪恨，我就没脸活在世上！”于是就进入徐无山，找了一处地势险要又平坦开阔的地方住下来，亲自耕种来奉养双亲。老百姓都来归附他，几年间就聚集了五千多家。田畴对父老乡亲们说：“现在人多了，形成了村落，但没有统一的管理，也没有规章制度来治理，恐怕不是长久之计。我有个主意，想和大家一起施行，怎么样？”大家都说：“行！”田畴就制定了一些规定，比如互相伤害、盗窃、打官司这些事，根据情节轻重来定罪，严重的要判死刑，一共有十多条。又制定了婚姻嫁娶的礼仪，还兴办学校，开展教学，把这些规定和制度向大家公布施行，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做到了路不拾遗。北方边境的人都很佩服他的威望和信用，乌桓、鲜卑各自派使者送来礼物，田畴都安抚接纳，让他们不要来侵扰。
十二月辛丑日，又发生地震。
司空赵温被免职。乙巳日，朝廷任命卫尉张喜为司空。
评论
初平四年，是东汉末年乱世格局加速裂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里，天灾与人祸交织，群雄角逐的态势愈发激烈，政治秩序的崩塌与社会伦理的失序在史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也为后续三国鼎立的雏形埋下了多重伏笔。
军事混战：权力版图的残酷重构
这一年的军事舞台上，各路诸侯的交锋呈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曹操与袁术的拉锯战尤为典型——袁术在刘表逼迫下退守封丘，即便联合黑山军与匈奴势力仍难敌曹操，从封丘到襄邑、宁陵再到九江，一路溃逃中尽显颓势。而曹操则凭借精准的战术追击，连续破敌，不仅削弱了袁术势力，更巩固了自己在中原东部的军事存在。袁术最终虽夺取扬州，自称“徐州伯”，却依赖李傕的册封获取合法性，其势力根基实则脆弱，反映出乱世中“枪杆子”与“朝廷名分”的畸形依存关系。
袁绍与公孙瓒的青州之争则暴露了军阀混战的破坏性。长达两年的拉锯使“士卒疲困，粮食并尽，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经济生产彻底停滞。袁绍以子谭为青州刺史的举措，既是权力传承的布局，也凸显了地方控制权的家族化倾向。双方因赵岐调停而暂时和解，不过是疲惫状态下的权宜之计，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冲突埋下隐患。
袁绍对黑山军的征讨则展现了军阀“以战养战”的生存逻辑。他先破于毒，再斩左髭丈八等首领，继而屠灭刘石、青牛角等部，“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极端暴力手段背后，是对人口、资源的野蛮掠夺。而与张燕、乌桓的激战虽未分胜负，却暴露了袁绍联军的内部矛盾——吕布因将士暴横遭袁绍猜忌，最终险遭刺杀后投奔张杨，预示着关东诸侯联盟的彻底瓦解。
政治乱象：权威崩塌与伦理失序
中央层面，汉献帝的权威已名存实亡。正月日食、六月雹灾、华山崩裂、十月及十二月地震等“天谴”接连发生，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这些自然现象被视为王朝衰颓的象征，进一步动摇了汉室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太尉周忠被免、朱俊接任，司空杨彪、赵温先后更替，高官任免沦为权臣操控的工具，朝廷沦为各方势力博弈的空壳。
地方层面，“勤王”成为诸侯争名夺利的幌子。陶谦因遣使奉贡获封徐州牧，却“信用谗邪，疏远忠直”，致使“刑政不治”。许劭预见其“外慕声名，内非真正”而离去，后陶谦果然捕拿寓士，印证了乱世中“伪善者”的短暂得志与必然败落。下邳阙宣自称天子的闹剧与陶谦的斩杀行为，本质上都是对皇权的觊觎与践踏，只是后者更善于利用“朝廷认证”包装自己。
曹操征讨陶谦的战役，成为人性泯灭的缩影。为报父曹嵩被杀之仇，曹操“攻拔十馀城”，在彭城“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后又屠应、睢陵、夏丘，“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这种极端报复行为虽有“复仇”名义，实则暴露了军阀混战中“以杀立威”的残暴逻辑，也让曹操背负了“乱世屠夫”的骂名，为其日后统一北方的合法性埋下隐患。
社会裂变：秩序解体与生存突围
在中央权威崩塌、地方混战不止的背景下，社会秩序全面解体。徐州原本“百姓殷盛，谷实差丰”，成为流民避难所，却因陶谦治理失当而“渐乱”，印证了“乱世易治而庸主难安”的残酷现实。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或依附军阀求生，或沦为战争牺牲品，社会结构面临毁灭性冲击。
田畴的选择则代表了乱世中另一种生存路径。他拒绝朝廷“骑都尉”的封赏，在刘虞死后率宗族入徐无山，“营深险平敞地而居”，通过制定“杀伤、犯盗、诤讼”的刑罚条例，规范婚姻嫁娶之礼，设立学校讲授，构建起“道不拾遗”的自治共同体。这种“避世建国”的尝试，既是对乱世的消极反抗，也展现了民间社会在秩序崩塌后的自我修复能力。田畴对乌桓、鲜卑的安抚，则为边疆地区保留了一丝安宁，成为乱世中的微弱光亮。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权力逻辑与人性挣扎
初平四年的历史，本质上是“旧秩序崩塌、新秩序未立”的转型阵痛。汉室权威的彻底瓦解，使各路势力挣脱了传统伦理的束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通行法则。曹操的崛起、袁绍的扩张、陶谦的兴衰，都印证了“能者居之”的丛林法则，却也伴随着生灵涂炭的巨大代价。
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人性呈现出极端分化：既有田畴、孙瑾等坚守道义者的悲壮，也有曹操、袁绍等枭雄的残暴；既有许劭等智者的清醒避世，也有陶谦等伪善者的虚荣覆灭。这些复杂的历史角色共同构成了乱世的多面镜像，揭示出权力游戏中“生存”与“道义”的永恒冲突。
从历史进程看，初平四年的诸多事件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曹操的扩张奠定了其中原霸主的基础，袁绍与公孙瓒的矛盾为“官渡之战”埋下伏笔，田畴的自治尝试则预示了乱世中“地方割据”的长期化。这一年的动荡与混乱，不仅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更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推动着历史向三国鼎立的新格局缓慢演进。